多次起義借助洪門力量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盡管人們對清政府的統治已是日益不滿，但孫中山四處倡言革命的時候，各類反清活動，大多還僅僅是洪門等會黨組織的作為。因此，孫中山便從聯合會黨入手，開始他的革命活動。1886 年，孫中山在廣州博濟醫院學醫時，便結識了洪門中人鄭士良。1894 年6 月，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提出改革建議，然而圓熟事務的李鴻章拒絕了這個有些書生意氣的年輕人。失望之余，28 歲的孫中山決意革命，并于該年秋天遠赴檀香山組建興中會。大會上全體與會者同舉右手，向天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最早的會員鄧蔭南、楊文納也是洪門弟子。

洪門起于明末，起源說法不一。大致文宗史可法，武歸鄭成功，對外稱天地會，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后來清廷勢大，洪門逐漸轉為地下組織，并流傳至海外。太平天國起義時，有很多洪門弟子參加，起義失敗后很多人遠走海外，在美國促成了致公堂的建立。清末洪門力量極盛，三合會、小刀會、致公堂等均為洪門分會，統稱為會黨。孫中山曾說，清末廣東人民，十之八九加入洪門各會。海外洪門勢力則更加強大，據稱僅英國華僑，掛名致公堂者即逾十萬人。

正是這些會黨朋友的聯系幫助，使得孫中山的組織迅速建立并發展起來。1895 年2 月，孫中山和鄭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其會員中有案可查的，會黨分子就占了三分之一。早年便追隨孫中山投身革命的馬超俊曾說：“國父當年創組興中會，系賴檀香山洪門前輩之支持。”

1899 年10 月，興中會、哥老會、三合會首領在香港會見，決定組織興漢會，公推孫中山為總會長。1900 年，孫中山在惠州發動起義，此次起義在軍事上起最大作用的是三合會首領黃福。在他的號召下起義軍會集了600 名三合會會眾，占據三洲田，并于8 月15 日晚襲取沙灣，起義最盛時達兩萬人，但后來槍彈接濟不上，起義軍解散。

為了更有效地聯絡洪門這股力量，1904 年1 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并受“紅棍”之職。接著便前往美國本土，受到致公堂首領黃三德的熱情接待。在黃三德的陪同下，孫中山前往各城市對洪門會眾進行革命宣傳。同時還為致公堂重新制定章程，從而將美國的洪門組織，也納入革命的旗幟之下。

國內的會黨組織，同樣也是孫中山積極聯絡的對象。1899 年，孫中山派畢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帶聯系哥老會，同時指令鄭士良、陳少白等在香港設立會黨聯絡的機關，建議將湖南、湖北、廣東等地的三合會、哥老會與興中會聯合起來。

同年，兩湖哥老會著名頭目十數人先后到港，共同商定設立興漢會，統一三省會黨，并決議推舉孫中山為會長。此后，黃興聯絡哥老會、三合會、青幫、紅幫等組建華興會;陶成章則聯絡浙江、福建、江蘇、江西、安徽五省會黨頭目，在杭州成立龍華會。

孫中山還讓馮自由在日本組織三合會。秋瑾即從屬于三合會，職位為“白扇”(紅棍、白扇，都是洪門職位，紅棍比白扇職位高，編者注)，入會儀式一如洪門，有刀架脖、喝雞血、跨火盆等。從此孫中山調動洪門弟子更加得力，之后陸續發動的八次起義，均以洪門弟子為主力。秋瑾、徐錫麟的犧牲，汪精衛回國刺攝政王等事件，都是這八次起義直接或間接造成的，但八次起義最終均告失敗。

當然，由于會黨成員復雜，也影響了武裝起義的結局。如1909 年廣安起義，臨屆發動，領導起義的四川哥老會巨頭余英卻被一批幫會分子包圍在茶館內哄鬧：“喊我們來辦事，講好每天發四百文錢，錢又不給，搞什么名堂？”以致消息走漏，起義失敗。

1911 年5 月，當孫中山第三次赴美時，作出了將致公堂與同盟會合并的決定，要求致公堂未曾參加同盟會的成員，一律加入同盟會，而所有同盟會成員也一律加入洪門致公堂。隨即孫中山提議組織洪門籌餉局，為國內武裝起義籌集軍餉。經過致公堂與洪門籌餉局的努力，僅僅數月之間，便在華僑中集款144130 元。與此同時，海外其他地方，“捐資者異常踴躍”，加拿大維多利亞致公堂竟不惜抵押公產，借款籌餉。消息傳出，各地紛紛效仿……

孫中山在海外聯絡的會黨，為支持革命而“慷慨助餉”;他在國內聯絡的會黨，則在武裝起義時沖鋒陷陣，各盡所能，為辛亥革命成功立下了功勛。

由結盟到反目

辛亥革命成功，會黨功不可沒，但身為洪門中人的孫中山大總統，卻斷然拒絕了洪門立案(注冊成合法政團)“改堂為黨”的要求。

1912 年1 月，孫中山剛就任臨時大總統，就接連不斷地收到海外華僑熱情的賀電，紛紛表達了對新政權建立的支持與喜悅。其中表現最為積極的，可能要算海外的洪門組織了。

當時，加拿大維多利亞致公堂在電函中，就首先表達了他們對革命一如既往的支持：“同人等愿犧牲公產為軍民國用，求大總統早日北伐，直搗幽燕。”而這份信函最核心的內容卻是：請求為洪門立案，回國合法參政。

在長沙，起義成功后，會黨兄弟們過著優游快樂、隨心所欲的生活。“進出都督府的人，車水馬龍，熙熙攘攘”，他們一起吃“大鍋飯”，紛紛要求得到妥善的安置，以至于都督焦達峰忙于接應，都無暇辦理公事。而衡陽以南各屬會黨也是意氣風發、得意洋洋，一些會黨兄弟無比喜悅地認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們洪家的天下了。”

不僅僅是湖南，有些地方的會黨還明目張膽地占領民房衙署做起公口(會黨辦公地點)、設立山堂，有的干脆在軍政府公署門前掛起“大漢公”、“大陸公”、“光漢公”等公口招牌。在陜西，幾乎所有要位都落在了不識字的哥老會人手上。在貴州，會黨公口開進了軍政府各部門，而在四川，此前一直在暗地里才能活動的哥老會，突然光明正大起來，他們將公口向社會完全公開出來，而市民也爭相“參加袍哥”。

1912 年3 月，黃三德與孫中山在廣州約見，談及致公堂立案一事，孫中山滿口應承，但要黃三德具呈胡漢民，請其批準，因為孫中山已卸任臨時總統職務，而當時籌集軍餉多由胡漢民負責接收。此時胡漢民正任廣東都督，黃三德很快便將呈文遞上都督署，然而不料一月之久，“渺無聲息”。

黃三德也許還不清楚，孫中山回國兩月之后，便改變了之前的態度。1912 年1 月29 日，他在致江西馬毓寶暨南昌各界的電文中說：聽說在省城(會黨)擾亂地方的事情時有發生，如果不嚴申禁令，這不但與我建設共和國的宗旨相違背，也關系到民國將來的前途問題。

一時間，鎮壓會黨成為全國的潮流。與此同時，全國的報紙也無一例外地表達著對會黨的蔑視與敵意，批駁并譴責他們對于社會的危害。

不久，孫中山便離粵北上。但在廣州，黃三德依然為洪門立案的事情奔勞。孫中山虛與委蛇，而胡漢民則置此事于腦后不理。一次黃三德見到胡漢民，說：“洪門幫助革命，不能不謂有功，今區區一紙立案批詞而拒絕之，試問良心何在？若果不準洪門立案，應償還洪門人士所捐之革命軍餉，各埠洪門為幫助革命而變賣抵押之實業，應當一一為之贖回。”胡漢民聽后，又將責任推歸大總統孫中山……

革命黨認為，洪門向來以恢復漢族統治為宗旨，如今目的已達，歷史使命就已完成，也就沒有在國內立案活動的必要。在多數革命黨人看來，當初聯絡會黨只是權宜之計，因而革命成功后，他們的態度急轉直下。

當然，也有個別和會黨關系很深的革命黨人，認真思考過處理會黨問題的方法。比如譚人鳳就草擬過一些會黨改造的方案，還制定出一系列教育會員、職業培訓、興辦社會生計事業以安置無業會黨成員的具體辦法，希望在湖南首先實行。但是，剛剛在街上掛出一塊籌備會的牌子，革命黨人柳聘農家中便被恐嚇，扔了一顆炸彈，然后立憲派和權紳大起其哄，說：“會匪鬧進城來了！”準備大舉清鄉，實行屠殺。譚人鳳只好宣布作罷。

這種背景下，1912 年7 月1 日，在上海，由紅幫、青幫和哥老會公口三家幫會聯合成立了“中華民國共進會”，由應夔丞任會長。成立大會上，著名的哥老會首領張堯卿說，“今既三家合而為一，成一大團體”，“深望同胞痛改前非，從茲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然而，四下的會眾依然沒有停止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因而輿論聲討、譴責的聲音從未中斷。

當年10 月，浙江、江蘇先后嚴令解散共進會。不久，因共進會會長應夔丞卷入宋教仁案，使得共進會的形象被徹底破壞，一次由舊會黨向新型政黨轉變的嘗試以失敗告終。

1912 年8 月，孫中山就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不久，黃三德來上海見到孫中山，告以胡漢民不肯批準洪門立案的事情，孫中山“權作答復，亦無切實之言”。其實，黃三德這時已明白：“兩人扯貓尾，有意壓迫洪門，不準其正式立案，蓋為其自己組織政黨起見，欲消滅洪門而吸收之，不愿意洪門再成勢力。”無奈，黃三德決意回美，請代籌船費，“孫文靳而不予”。

回到美國后，黃三德又一次收到孫中山寄來的書信。當時二次革命失敗后，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孫中山逃亡日本，準備組建中華革命黨，動員洪門人士一律加入，將致公堂改為中華革命黨，印出傳單，遍寄加拿大和美國，隨即準備開始就第三次革命向洪門籌款。

當時有洪門人士在給孫中山的復函中寫到：“先生衰時則倚庇于洪門，盛時則鄙屑洪門，避之若浼。今盛而復衰，又欲與洪門親密。先生休矣。”洪門對孫中山已憤恨如此，第三次籌餉，終未成功。

1918 年，孫中山居住上海期間，北大校長蔡元培與張蔚西曾經聯名上書孫中山，擬從清朝的秘密會黨活動開始，至南京臨時政府取消之日止，仿照《通鑒外紀》的寫法，編寫一本名叫《國史前編》的書，征求孫中山的意見。

孫中山在回信中說：近代秘密會黨，皆緣起于明末遺民，主旨在反清復明……這與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等理論關系不大，相差較遠，所以應該另編一部秘密會黨史，而不是“雜廁”于民國史。

孫中山祭拜明孝陵

孫中山在革命過程中雖然多次借助洪門力量，但其骨干力量、政治綱領卻完全是現代民主式的，就是軍事理論也是現代式的。因為在武裝起義過程中要借助洪門，不免要打上洪門的烙印。如1900年的惠州起義中，起義軍“在多祝駐營時，通知居民不必閉戶，必須在門前點一燈為標志，取其復明之意”。1907 年的潮州黃岡起義中，會黨占領黃岡建立軍政府時，標明“大明軍政府孫”，可見“反清復明”的口號在孫中山領導的起義中多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