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曼殊(1884—1918)祖籍廣東中山，生母為日本人，所以他是混血兒，又是私生子，自幼即被歧視，并被領回中山老家。以后，他到日本留過學，在上海和蘇州謀生，因遭冷遇而削發為僧;又到處流浪，賣文為生;還策劃暗殺保皇派頭目康有為;也參加過反清文學團體“南社”，與柳亞子交情甚篤。他多才多藝，會寫小說，會日文、梵文、英文和法文，譯過《拜倫詩選》，擅繪畫，擅詩作，連柳亞子也甘拜下風。

由于他命運多舛，過著不安定的生活，所以他的飲食也無定時，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尤喜甜食。這可能與生在日本從小就愛吃糖有關。據已故上海作家鄭逸梅先生所述，他常在上海棋盤街一家叫同芳的粵式茶館飲茶，那兒兼售粵式糕餅及舶來品糖果，有一種名叫“摩爾登”的外國糖，裝在扁型玻璃瓶內，粒粒如圍棋子，色澤淡黃及淡紅。蘇曼殊聽說此糖為茶花女所嗜食，他一向敬慕茶花女，特愛吃此糖——每次買上三四瓶帶回去。他自稱“糖僧”(他做過和尚，所以才有“僧”之名——筆者)。有一次為吃糖，可身無分文，虧他想得出來，竟把嘴內一顆金牙變賣了換糖吃。他平時糖不離口，尤其在寫作時更是大吃特吃，以助文思。最多時，一天可吃掉“摩爾登”糖三瓶。據記載，他剛到上海，竟吃去當時市價100元的糖果。

蜜棗是甜食，他也喜歡吃。有人向他索畫，數次碰壁，后來打聽到他愛吃蜜棗，便買了一大包送上，果然得到他的一幅山水畫。他在與友人通信中也大談吃經：“又聞素君能制蜜棗，真欲吊人胃口耶？”蘇州的酥糖很有名，品種有玫瑰、黃豆和芝麻等，他一口氣可吃光十幾包，真令人難以置信。難怪包天笑(蘇州作家，晚年居香港——筆者)題詩云：“松糖桔餅又玫瑰，甜蜜香酥笑開口。想是大師心里苦，要從苦處得甜來。”他有時做夢也在吃，例如夢中吃過蘇州的棗泥月餅、金華火腿、年糕、八寶飯和糟蛋等。

他生性放蕩不羈，在飲食上也如此，常一下子吃上三籠湯包、幾大碗鮑魚面。有時還異想天開地吃生鮑魚，用糖醋拌一下，說是“味究不惡”。這樣的吃法，吃壞了是難免的。他一連數日臥床不起，卻并不后悔。他曾寫信給邵之沖：“一人赴源順食生姜炒雞三大碟，蝦仁面一碗，蘋果五個，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這就叫“愛吃不要命”。

在日本期間，他常在編書之余不忘尋覓郊原的冰店。為的是飲冰。他的摯友柳亞子曾記下這么一段話：“蘇玄英(蘇曼殊原名)體弱善病，而飲食亢進。嘗在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明日，復飲如故。”所以，他常腹瀉，這與飲冰過量相關。

1918年春，蘇曼殊終于病卒于上海寶隆醫院，死因是飲食無節制而得的腸胃病。這么一位多才多藝的詩人竟如此短壽，實在令人惋惜！據說，他住院期間，醫生對他的飲食嚴加控制，不準吸煙(他一天竟能吸大雪茄二三十支)、不準吃糖和喝牛奶可可。幾天下來，他難以忍受，終于逃出醫院，去街上大吃八寶飯、年糕、栗子和冰淇淋，結果導致腸胃病加劇。死后，在他的床下，枕旁找出不少糖果紙。

法國大作家左拉在成名后也盡情吃喝，由于長期如此，加上深居簡出、伏案寫作，使他大腹便便，體重增至100公斤，腹圍達114厘米。不斷增加的脂肪使他神經系統混亂，呼吸困難;有時昏昏沉沉地趴在稿紙上，連筆也不聽使喚。后來，他擔心會胖得“爆炸開來”，才堅持步行與騎自行車，節制飲食，經過一年的努力，才使體重控制在95公斤左右。這是一種令人佩服的毅力，知“錯”必改，使他從死亡邊緣走回來。如果蘇曼殊也有這種決心，就不會有如此可悲的結局！

歷史上也有蘇曼殊那樣的“大肚皮”，他就是乾隆年間的大學士紀曉嵐，近年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使這位清代高官名聲大振。他在被貶新疆期間，撰過知名度很高的《閱微草堂筆記》。此人生性詼諧，才思敏捷。他是一位“吃肉大王”——用餐時他只吃精肉，不吃蔬菜與米飯(面食只偶而吃一次)。他一頓能吃二三斤牛肉，而且只用茶水送服。席間，只見他自己舉箸大嚼，很少顧及他人。

有一天，他與朋友閑談，仆人捧來火腿數斤，他邊談邊吃，沒多久就吃個精光。長此以往，他的胃不勝負擔。幸虧他晚年堅信唐代醫學家孫思邈所說“不知食宜者，不足以生存也”的格言，平時用餐很講究營養衛生，合理選料搭配，才能活到83歲的高齡。

蘇東坡有一套飲食養生經驗，也說過：“已饑方食，未飽先止”。這與北京書法家啟功的“烹調千萬端，饑時方適口”是同一個意思。再好的美食，吃飽了，是什么好味道也辨不出來的。所以，讓自己的胃留有余地，才是明智的選擇。否則熱量過剩，肥胖癥一出現，高血壓、高血脂、腦動脈硬化及冠心病隨之而來，這就會加速免疫系統衰老，禍及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