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弭分歧，促進在華韓國抗日力量團結

1931年7月1日，日警在中國吉林萬寶山地區開槍射擊中國農民。7月3日至9日，日本當局在朝鮮漢城等地煽起排華暴動，中國華僑受到襲擊。此事引起蔣介石震動。其7月24日日記云：“余意即應對世界各國宣言及提案國際聯盟會，暴露日本政府有組織的殺害僑民之罪惡”，“朝鮮合并，我國未經承認。中日所訂條約，皆認朝鮮為完全獨立國。”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開始調整政策，致力于抗日準備，加強了和韓國來華人士，特別是和金九的聯系。

金九(1876—1949)，韓國黃海道海州人。早年參加抗日運動，三次被捕。1919年來華，先后擔任韓國臨時政府警務局長、內務總長，1927年任國務領(總統)，次年組織韓國獨立黨。在金九之外，流亡中國的韓國愛國者之間派系眾多，分合頻繁，經常發生內訌，無法形成統一的抗日復國力量。在援韓過程中，蔣介石始終注意處理派系關系，促進韓國愛國人士的團結。

1932年，蔣介石命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果夫及三民主義力行社書記滕杰分別開展援韓工作。當年4月，力行社成立東方民族復興運動委員會，確定以“濟弱扶傾”精神援助中國周邊地區的韓國、越南、印度等被壓迫民族。1933年5月，蔣介石通過陳果夫約見金九。金九要求中國資助百萬元，保證“兩年之內可在日本、朝鮮、滿洲方面掀起暴動，切斷日本侵略大陸之后路”。

此前，金九所領導的韓人愛國團的主要工作是暗殺，先后發生李奉昌在東京謀炸裕仁天皇以及尹奉吉在上海炸死白川大將兩起事件，金九的名聲因之大增。蔣介石不贊成這一做法，通過陳果夫向金表示：“若靠特務工作來殺死天皇，則會另有天皇，殺死大將，也會另有大將。為將來的獨立戰爭著想，須先訓練一批武官。”

金九同意蔣的意見，雙方決定以河南洛陽軍官訓練學校為基地，第一期培養軍官100名。其后，金九一派有部分人員參加中國國民黨中央的對日情報工作。除金九等按月得到中國方面的經費補助外，韓國流亡人士的回國活動費用，也常由陳果夫轉請蔣接濟。

鑒于當時韓國來華人士中派系分歧嚴重，力行社和陳果夫等于1933年敦勸各方合作，成立統一的韓國民族革命黨。1937年，金九領導的韓國國民黨等九個團體在南京成立“光復陣線”。另一派則組成“民族戰線”，以金若山為領導人。

1939年1月，蔣介石分別約見金九與金若山，勸告雙方開誠合作，全力對日。其后，蔣介石即將該項工作交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命他“負責設法，使其內部統一”。

1940年1月，朱家驊密呈蔣介石，檢討對韓國來華人士工作長期不見成效的原因，提出今后“似應采積極主動之態度”。3月30日，蔣介石致函朱家驊，指出“汪逆傀儡登場，我方對倭亟宜加大打擊”，命其邀集在重慶的日本、朝鮮等地革命首領會商，“鼓動敵國人民群起革命。”

5月8日，韓國國民黨等黨派在重慶發表解散宣言，共同組成新的韓國獨立黨，以金九為委員長。1941年5月，朝鮮另一大黨民族革命黨議決參加以獨立黨為主體、金九為主席的臨時政府，這樣，韓國來華愛國者的團結就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特別對待，支持在中國成立韓國光復軍，由韓國臨時政府管轄

1937年8月，朝鮮民族革命黨在南京召開代表大會，議決以韓籍學生為基礎，組織義勇軍。10月10日，朝鮮義勇隊在武漢成立，提出三項任務：1、動員所有在華朝鮮革命力量，參加中國抗戰;2、爭取日本廣大軍民，發動東方各弱小民族，共同打倒日本軍閥;3、推進朝鮮革命運動，爭取朝鮮民族的自由解放。1940年10月10日，蔣介石為朝鮮義勇隊題詞：“手足相衛”。11月15日，又轉頒嘉慰電文：“諸同志本東方革命之精神，共為民族解放運動之精神毅力，欣慰良殷。”

1940年3月2日，金九向國民黨有關機構提出，要求利用華北日軍中的韓籍反正士兵成立光復軍。4月11日，蔣介石批示“準予照辦”。9月17日，韓國光復軍在重慶成立，宋美齡特別捐贈慰勞金10萬元。

光復軍的性質是另一個國家的流亡者在中國組建軍隊，涉及種種復雜問題，何應欽等認為此事既不合于“國際法”，又認為“韓國內部黨爭分歧”，始終不肯積極支持。1941年7月8日，朱家驊致函何應欽，以戴高樂在英國組織“自由法軍”為例，要求何在可能范圍內對韓國光復軍“特別予以便利”。蔣介石支持朱家驊，批示“可準成立”。9月30日再次指示：“本黨領導東方民族革命及抗日戰爭，對朝鮮光復軍，在原則上應為政治上之運用，不宜為法律問題所拘泥。”

蔣介石既有明確指示，中國方面遂于1941年11月1日頒發《光復軍九個行動準繩》：規定韓國光復軍在抗日作戰期間直隸中國軍事委員會。5月15日，蔣介石將原屬軍委會政治部的朝鮮義勇隊改編為韓國光復軍第一支隊。同年9月17日，光復軍成立兩周年，光復軍總司令李青天致電蔣介石表示敬意，蔣復電贊揚該軍“批艱歷辛”，“團結精誠”，表示將繼續支持，“本扶弱抑強之素志，而竟興滅繼絕之全功”。

由于光復軍佩戴中國的“青天白日”帽徽，指揮權屬于中國軍委會，因此，韓國流亡者方面出現不滿議論，認為《準繩》“有損韓國獨立之精神”，甚至攻擊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喪權辱國”。1943年2月20日，韓國臨時政府外務部照會重慶國民政府外交部，要求另定《中韓互助軍事協定》，使光復軍“隸屬于韓國臨時政府”。

1944年9月8日，蔣決定接受韓國臨時政府方面的要求，致函吳鐵城稱：“韓國光復軍自以隸屬韓國臨時政府為宜”，“其《行動準繩》，應即徹底取消，俾無害于中國之安全，并符韓方之希望。”

1945年1月4日，吳鐵城簽報新擬《援助韓國光復軍辦法草案》，但蔣仍然于17日指示：“此事應囑韓方派員先事洽商，成議后再核。”其后，因中方所提《辦法》中有“中國軍事委員會派參謀團以取聯絡”一條，韓國來華人士認為“系不以平等看待”，中國方面決定再次讓步，“既不派參謀團，亦不派聯絡參謀”。同年4月20日，金九表示同意。自此，韓國光復軍遂改隸韓國臨時政府管轄。

確定原則：將在世界各國中首先承認韓國臨時政府

1919年4月11日，韓國流亡人士在中國上海成立臨時政府和臨時議政院，先后由李承晚、樸殷植、李相龍、洪震、金九等擔任國務總理，或大統領、國務領之職。1940年9月，臨時政府遷至重慶。10月8日，韓國臨時政府議政院在重慶舉行會議，選舉金九為國務會議主席。

韓國臨時政府雖然長期在中國領土上活動，得到中國方面積極支持，但是，始終沒有得到正式承認。1941年11月、12月，徐恩曾兩次致函朱家驊，建議盡早承認韓國臨時政府。次年1月30日，金九要求中國方面率先正式承認臨時政府，并請同盟國一致承認。當時，中國方面已經蔣介石批準，在當年10月10日承認韓國臨時政府，并通過外交部長郭泰祺對金九及金若山二人作過透露。但是，由于美國政府認為“韓人之間既不合作，與國內韓人又無聯系”等原因，蔣介石只能將這一問題暫時擱置。

為了加強援韓工作，1942年7月20日，國民黨中央決定，以吳鐵城、王寵惠為召集人，組成專門小組，通盤研究援韓問題。同月，軍事委員會奉命草擬《對韓國在華革命力量扶助運用指導方案》，提出對韓國在華革命力量，須“以熱情寬大、公正協助之態度出之”;“對韓國臨時政府，須使其能領導各黨派力量，實行民主政治，不采一黨包辦之政策”，“隨時考慮，應合國際情況，適時承認”。

8月1日，國民黨中央援韓小組首次會議，決定：“原則上確定，先于他國承認韓國臨時政府，時機由政府抉擇”;對韓國在華革命力量的借款，由黨出面，以寬大與自由之精神為原則。 10月8日，蔣介石致函吳鐵城，確定“先他國而承認韓國臨時政府”之原則可照辦，同意由黨出面接洽，先撥1百萬元，以協助其進展。吳鐵城接信后即與戴季陶、王寵惠、朱家驊磋商。戴季陶認為“韓國革命團體及人民之自尊心理，應加以重視，文字上宜避免有所刺激，故此次整理，大體均本熱誠寬大之意旨”。

12月15日，吳等擬訂《扶助朝鮮復國運動指導方案》。其《總綱》提出：“本總理三民主義扶助弱小民族之遺教，建立東亞永久和平，對朝鮮在華各革命團體予以積極的扶助，期培成其復國力量，重建完整之獨立國家。”《要旨》提出：“本黨同志應以親愛精神與熱誠謙和之態度接待朝鮮各團體”。《方法》部分規定：“于適當時期，先他國而承認韓國臨時政府，其國際法律手續及有利時機之選擇，由負責指導人員秉承總裁指示交外交部辦理之。”

12月27日，蔣介石批準這一方案，同時批準由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三人主持援韓工作。

團結各派，推動韓國臨時政府改組

對韓國獨立運動人士，除了道義上的支持外，中國方面還給予了大量經濟上的支持，對金九、金若山等所屬黨派及韓國臨時政府經濟上的要求，中國方面幾乎是有求必應。有時，蔣介石還特別指示，免去會計審查手續：“不必稽核，以免傷及其自尊心。”

1943年春，蔣介石批準臨時政府借款100萬元。其后，韓國來華人士因分配方案等原因發生糾紛，好不容易剛剛形成的統一戰線再次面臨分裂的危險。當年4月14日，蔣介石要求“設法勸解”。

7月26日，蔣介石接見金九及趙素昂、金奎植、李青天、金若山等韓國兩派人士。蔣稱：“中國革命最后之目的，在扶助朝鮮、泰國之完全獨立。此種工作甚為艱巨，希望韓國革命同志能團結一心，努力奮斗，以完成復國運動。”當時，金九和趙素昂向蔣表示：“英、美對朝鮮將來之地位，頗有主張采用國際共管方式，希望中國方面不為所惑，貫徹支持獨立之主張。”

對此，蔣答稱：“英、美方面確有此論調，將來爭執必很多。韓國內部之精誠團結，有工作表現，乃為必要。中國力爭，才易著手。”

8月10日，蔣介石致函朱家驊，提出處理韓國各黨派統一問題的三項基本原則：1、黨派問題，“不必強求其統一。但宜擇優扶植，使能領導獨立運動”。2、政治問題，“應側重以韓國臨時政府為對象，以消弭其內部政爭。”3、軍事問題，“調整光復軍之高級人事，培植臨時政府系統下的軍事力量，使其集中意志，靈活指揮。”其后，臨時政府內部矛盾繼續加劇。

8月30日，金九等7人甚至一度以“無能維持”為理由向國務委員會提出辭職。10月1日，金九召集各派代表談話，宣布“接受各黨派意見，力求合作”等四點，作了一個高姿態的表示，然而，風波并未因此停止。1944年1月20日，蔣介石指示何應欽、吳鐵城、朱家驊三人稱：“韓國各黨派內部傾軋益甚，如我方不善為排解，使其團結，易為他方所用，希即會商具體辦法呈核。”

其后，吳鐵城等分別邀約韓國兩黨負責人談話，從中排解。在中國方面促進下，雙方達成改組臨時政府方案。4月20日，韓國臨時議政院開會，將國務委員增至14人。其中，獨立黨8人，民族革命黨4人。金九任主席，副主席由民族革命黨主席金奎植擔任。會議發表宣言稱：“聯合一致而產生了全民族統一戰線的政府，這不僅是今次議會的最大成功，而是在我民族運動史上，尤其是在臨時政府發展史上開辟了新紀元的大書特記的事實。”

24日，獨立黨、民族革命黨、民族解放同盟、無政府主義者總同盟聯合發表宣言，擁護金九及全體當選國務委員為“我們民族的最高領導者”。

26日，韓國臨時政府新任國務委員宣誓就職。這樣，韓國獨立黨和朝鮮民族革命黨之間長期積累的矛盾得到緩和，韓國來華愛國者之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團結。

反對英國，在開羅會議上力倡，保證韓國戰后獨立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步入1943年的時候，同盟國的勝利形勢已日益明朗，有關各國都在考慮戰后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

蔣介石和重慶國民政府一直主張韓國戰后獨立。2月25日，宋子文在華盛頓會晤美國國務卿赫爾，強烈表示，中國反對任何國家在戰后攫取新土地，同時聲明中國支持韓國獨立。但是，羅斯福總統卻主張在戰后將韓國交給美國、中國和其他一二個國家共管。

同年11月23日，蔣介石和宋美齡在開羅應羅斯福總統晚宴，蔣向羅口頭提出，在日本潰敗之后，應使韓國獲得自由與獨立，得到羅斯福同意。其后，美國方面提出會議公報草案，將蔣、羅會談內容寫草案，但是，卻接受了邱吉爾的建議，加進了“于適當時期”的限制性詞語。26日，英國再次對公報草案提出修改意見，主張將有關內容修改為“于適當時期，吾人決定使朝鮮脫離日本之統治”。這樣，朝鮮是否獨立就仍然是個不確定的議案。對此，中國代表、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堅決反對，認為提法模糊，易生重大后患。他主張明確規定韓國“將來的自由獨立地位”。11月27日，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發表《開羅宣言》，中稱：“我三大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

《開羅宣言》得到了韓國愛國人士的熱烈擁護，蔣介石也因為在會上昌言保障韓國獨立而受到韓國人民尊敬。韓國獨立運動元老許憲在漢城發表演說稱：“三千萬之朝鮮人民，對于蔣主席極為感激。如無蔣主席在開羅會議所提之建議，朝鮮尚不能獲得獨立。”

維護韓國領土完整，反對國際共管與南北分割

開羅會議之后，承認韓國臨時政府問題再度提上議程。

1944年4月13日，國民黨中央決定：“今后一切援助，即以臨時政府為對象。”6月，吳鐵城向蔣介石報告，主張先行承認臨時政府。同月29日，金九向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致送聲明書，要求會議通過決議，承認臨時政府，予以必要的物質援助。同月，韓國臨時政府分別向中、美、英、蘇等30余個國家遞送備忘錄，要求承認。7月3日，金九直接致函蔣介石，對他在開羅會議上提出保證韓國獨立問題表示感謝，要求他“重察情勢，始終成全”，“首先承認敝國臨時政府”，同時要求定期賜見。

蔣介石接到金九來函后，于同月10日飭令何應欽、吳鐵城、朱家驊會同外交部宋子文核議。當時，宋子文等主張“以稍待為妥”。8月28日，陳果夫致函宋子文，傳達蔣介石的態度，對韓國政府，“積極扶植，即予承認”。 9月5日，蔣介石約見金九。金九向蔣介石面呈備忘錄，內稱：韓國臨時政府在中國境內建立后已經二十五年，現值此千載難遇之好時機，希望中國政府“予以合法的承認”，“為各盟國倡”。其他要求則有加深援助，撥借活動費5千萬元等。

當時，美國和英國都積極主張國際共管朝鮮。9月29日，英、美共同提出《研究韓國問題綱要草案》，建議戰后在朝鮮成立臨時監督機構。10月27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指示稱：切不可放棄中國扶植韓國早日獲得獨立的一貫政策，尤其不可贊成國際共管。中國代表認為此一主張違反《開羅宣言》，所謂國際托管實際上是由一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改變為幾個強國的共同統治。

2月8日，美蘇在雅爾塔會談，秘密決定，以38度線為界由美、蘇分別實行軍事占領，成立國際監督機構，共同管理韓國。同年5月，美國總統特使霍普金斯訪問莫斯科，與斯大林討論組織韓國托管委員會問題。

1945年2月，韓國臨時政府致函中、美、英蘇四國首腦，申請參加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創立會議。 4月3日，蔣介石訓令外交部就此事向美國政府提出建議。宋子文考慮到韓國臨時政府尚未得到各國承認，向美國政府探詢，能否允許韓國代表以觀察員名義出席。但是，美國政府擔心流亡倫敦的波蘭政府等會援例要求，帶來糾紛，不肯接受。蔣介石無奈，只好同意宋子文的意見，發給護照，由韓方自行向美國交涉簽證。

蔣介石不放棄保證韓國獨立的承諾。5月24日，蔣介石會見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詢問美國對于越南、韓國的軍政策略，赫爾利只作了一個模糊的回答：“須視將來情況如何，再為適當解決。”

當時，中國方面曾準備建立東亞民族委員會，主持扶助朝鮮獨立的有關工作。美國態度既如此，蔣介石遂日致函吳鐵城，指示其“萬不可成立”。7月26日，蔣介石召見韓國兩黨代表稱：縱使中國保證在戰后俾予韓國獨立的地位，但實際上仍須藉賴韓人自身團結的力量、團結的行動和事實的表現。

8月21日，韓國臨時政府駐美代表李承晚急電蔣介石，希望蔣能致電杜魯門，勸阻其采納美、蘇分割南北韓計劃。電稱：“不予高麗以完全獨立之任何計劃，高麗人民均不愿予以接受。”

22日，吳鐵城與金九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談話，吳稱：“中國政府自當援助在渝之韓國臨時政府返回祖國，領導韓國人民，辦理選舉，產生民選之正式政府。”金則表示：“俟韓國臨時政府回國后，召集各方領袖，組織新的臨時政府，屆時請中國政府先予承認。”

24日，蔣介石在國防最高委員會與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聲明國民革命的最重大目標就最迫切的工作有三件，一是恢復東三省的領土主權及行政完整，二是恢復臺灣和澎湖的失土，第三件就是“恢復高麗的獨立自由”。他說：“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反抗日本，不僅為中國本身自由平等而奮斗，亦且為高麗的解放獨立而奮斗。今日以后，我們更須本于同樣的宗旨，與一切有關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獨立平等的原則，永遠保障他們應該獲得的地位。”

同日，金九向蔣介石提出備忘錄，請蔣“向同盟各國再予提議承認敝臨時政府”。同時，要求蔣轉商美軍當局，在最短期間，撥借飛機，運送臨時政府人員歸國。蔣認為盟國承認韓國臨時政府的時機已到，指令駐美大使魏道明探詢美方態度，同時指示外交部與美國駐華大使館交涉。此際，美、英、蘇已將中國排斥在外，達成協議，由美方通知中國說：原則上準備將韓國交由四強先行托管，俟詳細辦法擬定后，再與中國會商。美國駐華大使館則答稱：美國政府對于韓國國外的任何政治團體，都不準備“絕對協助”，但是，獎勵他們進入韓境，在軍政府范圍內工作，可以提供機位。

中國經濟雖十分困窘，仍大力資助韓國愛國者歸國

8月26日，金九致函吳鐵城，請其轉呈蔣介石，核準撥借法幣5000萬，以便臨時政府成員隨盟國回國。

9月17日，陳立夫呈請蔣介石，撥借3億法幣，供韓國臨時政府歸國后活動之用。25日，吳鐵城根據蔣介石指示，召集吳國楨、陳立夫等座談，討論爭取國際社會承認臨時政府失敗后的援韓政策等問題，達成四點意見：1、對韓國問題，我國應與美、英、蘇采一致行動，但我國應自動提出合理的主張，促使盟邦與我一致;2、就現勢觀察，欲期，美、英、蘇一致承認韓臨時政府，實不可能，但我國對該政府，仍應實際上多方予以援助;3、該政府如不能正式遷回國內，執行政權，我國亦應設法協助該政府中人員回國，參加其國內工作;4、我國政府應即派員駐漢城，負聯絡觀察之責。

當時，金九也感覺到不可能以臨時政府名義遷回國內，于26日致函蔣介石，要求蔣與美國政府協商，最少限度默認韓國臨時政府為“為非正式革命的過渡政權”。

當日，蔣介石接見金九，金九又口頭提出五項要求，希望蔣能與美方協商，允許他們回國后與各黨派建立臨時政府，辦理全國選舉，成立正式政府，同時提出，在韓國獨立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訂立一項合作密約。蔣答稱：前者須與英、美協商;將繼續援助獨立黨，但不必有形式。

10月17日，蔣介石指示：韓國臨時政府人員以個人資格回朝鮮;派飛機一架送重要人員分期赴上海，再由美軍用機送朝鮮;借撥法幣1億元。22日，批準先撥5千萬元。28日，蔣介石同意除已撥之5000萬元外再撥國幣5000萬元、美元20萬元，作為韓國臨時政府成員返國及返國后初期工作費用。

29日，蔣介石接見金九，“希望韓國同志和衷共濟，團結一致”。他說：“中國除非力量不夠，不能做到之事，力所能及，一定援助韓國達到獨立之目的。這是中國一貫政策。總理在日，即是如此。中國以韓國獨立為中國之責任，中國能獨立，韓國亦可得到獨立。”金九提出：美國不肯承認韓國臨時政府，請中國予以解釋，蔣答：“慢慢可以好轉，不必憂慮。”

11月4日，蔣介石、宋美齡等舉行茶會，歡送金九等人歸國。蔣稱：“朝鮮不能告成獨立自由平等，無異中國不能告成獨立自由平等”，“為東亞與世界之和平及東亞各民族之獨立與自由計，吾人必須首先使朝鮮告成獨立與自由，此為國民黨對朝鮮唯一之原則。”次日，金九等29人乘機離渝，經上海返國。至此，金九在中國從事抗日和韓國獨立運動，共達27年。

12月5日，蔣介石決定派邵毓麟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將銜代表赴韓，與美蘇軍方聯系，視察韓國實情，同時撫慰中國在韓僑胞。同日，蔣致函吳鐵城稱：“在目前美蘇兩軍分占朝鮮南北現狀下，國際上我方除應與美方密切合作外，對于駐韓美蘇軍事當局，自應同等聯系，俾我在外交上可保持超越立場，作為美、蘇橋梁。” 國民黨中央黨部根據蔣介石指示，草擬了一份標有“極密”字樣的《韓國問題之對策》，其中提出：“調和美蘇勢力，以消除韓國南北兩部之對立，而促進其統一。”又提出：“積極與美、蘇、英洽商，確定《開羅宣言》中‘于相當時期使朝鮮獨立’之‘相當時期’之明確標準，并在將來和會中或聯合國會議中提出通過，以為將來促使美蘇軍按時撤退之依據。”

12月27日，美、英、蘇三國外長于12月27日在莫斯科會議，卻決定將朝鮮置于美、英、蘇、中四強的五年托管之下，這樣，國民黨中央黨部所擬《對策》自然成為廢案。同月28日、31日，韓國臨時政府及韓國臨時政府駐華代表團先后發表聲明，反對該項托管計劃，中國政府未發表聲明支持。當時世界的主宰者是美蘇兩大國，中國雖躋身“四強”，但實際上是弱者。

韓國獨立黨、民族革命黨、臨時政府及相關人員在華期間，其經費均由中國供給。金九等人返國前后，在華韓僑535人準備同時返國，急需冬服、旅資及生活維持等諸項費用。12月28日，蔣介石批準發給國幣3千萬元作為資助。這是蔣介石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在中國援韓人士中，蔣介石貢獻最大

在支援韓國獨立運動的中國國民黨人中間，有三個關鍵人物：一是陳其美，一是孫中山，三是蔣介石，蔣是30、40年代中國援韓活動的主要領導者和決策者，時間最長，貢獻也最大。

為了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國民黨給予韓國獨立運動的援助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道義等各個方面。在這些援助活動中，蔣介石非常注意尊重韓國來華流亡人士的民族感情，及時調整政策，保持友好關系;在國際舞臺上，蔣介石首倡保證朝鮮戰后獨立，反對國際托管和南北分割，不謀求在該地區的民族私利。這些，都與當時主宰世界的大國強權構成了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