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英、郭民英分別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二子和第四子，兩人在文藝上都有所造詣，但兩人分別在26歲和24歲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連續打擊，對郭沫若來說甚為深巨。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強忍悲痛的淚水，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將郭世英生前日記一行行、一頁頁地謄寫在宣紙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

擅長音樂的郭民英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個孩子，1943年11月出生于重慶。他對于音樂尤具天賦，竟然無師自通地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專業是小提琴。1964年的一天，郭民英將家中的一架盤式錄音機帶到班上，與同學們一起欣賞古典音樂，結果犯了忌：一是炫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二是宣揚所謂“洋名古”。

一位了解郭家內情的學生于這年9月1日上書毛澤東，以階級斗爭觀點反映中央音樂學院存在的“嚴重問題”。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9月16日編印的《群眾反映》上讀到此信后，于9月27日給中宣部長陸定一寫了一個批示：“此件請一閱，信是寫得好的，問題是應該解決的。但應采取征求群眾意見的方法，在教師、學生中先行討論，收集意見。”毛澤東在署名之后又加寫兩行文字：一行是“古為中用，洋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見，可能有許多人不贊成”。

信的批判鋒芒所向，郭民英是無可避易了，這使他內心極為苦痛。到1965年春夏間，郭民英無意繼續學業，黯然神傷地離開了中央音樂學院。7月2日，郭沫若打算讓郭民英轉入中國人民大學，“即使從一年級開始也可以”。無奈郭民英不愿從頭學他并不感興趣的專業。考慮再三，還是入伍。郭沫若夫婦親自登門，向總參謀長羅瑞卿求助。很快，郭民英去了一個經過挑選的海軍部隊。

郭民英入伍后，一度對海洋生活感覺新鮮，又因擅長音樂，很快成為部隊十分緊缺的文藝宣傳人才，并成為中共預備黨員。“文革”開始之初，部隊相對穩定，但像郭民英那樣的名門之后，不會不關注全國動蕩的時局。1967年4月12日，誰也沒有料到，郭民英沒有留下任何相關的文字，竟悄悄地結束了自己年僅24歲的生命。一說為慢性疾病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說去世前一天還照樣工作，是無任何異常跡象的突然之舉。郭沫若兒子郭民英之死確實是個難解之謎。

《新三葉集》與X詩社

郭世英是郭沫若與于立群所生的第二個兒子。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陳明遠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們兩人拿給我看了。近年以來，你們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學問，探討文藝與哲理的問題，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們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葉集》送去公開出版，我覺得沒有必要。”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當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

《三葉集》是五四時期郭沫若與田漢、宗白華的通信集。才華橫溢的郭世英對于父親當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學上的實績，無疑有著極大的向往。不到20歲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葉集》。飽經滄桑的郭沫若對此事的反應頗為復雜，作為過來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強調：“現在早已不是五四時期”，“尚未成熟的東西，萬不可冒失地拿出去發表。”

1962年秋，郭世英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名傳京都的101中學，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但這位深受俄羅斯文學熏陶又不乏民粹主義影響的學子就讀未滿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斷學業，下放到河南鐵泛區西華農場勞動。事情的緣由須從“X詩社”說起。1962年歲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與101中學的同學，后考入北京師范學院的張鶴慈，以及葉蓉青、孫經武、金蝶等人結成詩社。另有一位101中學初三的學生牟敦白，此前與郭世英結識，參加過一次讀詩社的聚會，又因與郭世英多次通信，案發后亦遭到牽連。據周國平回憶，與郭世英結社的并非同班同學，而是同校的年齡相仿的幾個年輕人。牟敦白回憶唯一的一次參與詩社的聚會，記得郭世英以老大哥的口吻向他介紹：“你看，這就是我們，X詩社的成員們。”張鶴慈對社名的解釋是：“X表示未知數、十字架、十字街頭……它的涵義太多了，無窮無盡。”這與一些文章中解釋X為“探索哲學領域中諸多難題”不盡相同。周國平曾看到過這個詩社成員的手稿，他回憶：“那是一些與流行文學完全不同的東西，很先鋒地試驗著意識流、象征主義之類的手法。”

這群對現實氛圍深感窒息的文學青年，在文學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對現實政治的指點激揚。X詩社的這些涉世極淺而又真誠任性的青年學子，他們不加掩飾的言談舉止，在當時“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政治情勢下，無疑成為“階級敵人爭奪青年一代”的絕好例證。還在X詩社事發之前，張鶴慈因其“意識形態問題”被北京師范學院勒令退學，金蝶則移居香港。1963年初夏，有人向有關部門檢舉告發了X詩社的離經叛道。公安人員很快對此案進行了處理。X詩社成員無一不交代自己的“反動”思想。

五年后的舊案重提

1963年六七月間，大學一年級學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華農場勞動——這是一種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顯然是照顧到郭沫若的聲望才從輕發落。張鶴慈、孫經武、葉蓉青三人則以“反動學生”定罪判刑。這個案子驚動了中央高層，一是X詩社的成員多是高校學生，二是成員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級知識分子，甚至有軍隊的高級干部。X詩社成員中的張鶴慈是北大教授張宗炳的兒子，而張宗炳則是著名學者張東蓀的長子。毛澤東在北京市委報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的簡報中提及張東蓀，稱之為“那樣個別的人”，并與“嚴重的敵特分子”相提并論。郭沫若還在登上文壇之初的1920年9月，就與時任《時事新報》主筆的張東蓀有過通信關系。

郭沫若后來翻譯歌德的《浮士德》，也有賴張東蓀的促成。雖然為郭沫若《女神》時期的火山噴發提供陣地的是宗白華，但因著《學燈》畢竟是《時事新報》的文藝副刊，郭沫若除了與《學燈》主筆宗白華結為藝術知交，對張東蓀也不會不心存感激。抗戰勝利后，郭沫若與民盟的重要人物黃炎培、沈鈞儒、羅隆基等交往甚多，對張東蓀鼓吹的“文化上自由主義”卻不相投機了。開國以后，張東蓀很快倒了霉;郭沫若則一直活躍于政壇。

郭世英在兩年的勞動中，意趣確乎大變，對于原先鐘情的哲學已不再在意，而對日日伺弄的棉花栽培發生了興趣。1965年秋，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情況下，經不住雙親的勸說，他終于回到北京，進入北京農業大學重續學業。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學方面經過深造之后，重新返回農場。殊不料不到一個學年(正與當年就讀北大哲學系一樣)，“文革”開場。1968年3月，隨著新一輪批判狂潮的掀起，許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動學生”。郭世英就讀的北京農業大學的一伙人非法綁架了他，并私設公堂，刑訊逼供。這伙人要他招供五年前的舊案——X詩社事件。他們要追究的是——“誰包庇了反動學生郭世英？”誰都知道，郭沫若當時雖為副委員長，卻無以決定此案的審理判決。看來他們是想揪背后更重要的人。

4月22日上午，在征得軍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讓秘書和世英的妹妹去農大了解關押他的情況。然而，就在他們趕到學校的三小時前，郭沫若兒子郭世英從三層樓上關押他的房間里破窗而出，以死抗爭。他死時，年僅26歲。這次打擊，較之年前的郭民英之殤，對郭沫若來說更為深巨。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強忍悲痛的淚水，默默地伏在碩大的辦公桌前，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將郭世英在西華農場勞動期間的日記一行行、一頁頁地謄寫在宣紙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