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們，尤其是女同學，對宋慶齡的卓越表現充滿自豪之情。這份自豪不只是思想，她的舉止、美麗和嫵媚，更是令他們為之傾倒。

1924年最后一天曾在北京車站歡迎過孫中山和宋慶齡的那個法政大學的學生，1927年9月6日，又一次站在了歡迎宋慶齡的隊列中。這次歡迎的地點是在莫斯科的雅羅斯拉夫斯基車站，宋慶齡的身份是孫中山的遺孀、中國大革命失敗后的流亡者，陪同她流亡的是陳友仁等。這個學生叫盛岳，此時就讀于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年在孫中山去世后不久創建的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學校，專門招收中國學生，為中國革命培養人才。盛岳回憶在莫斯科再次看到宋慶齡的情景：

……隨后她下車，沿著月臺步行出站，我們人群向她熱烈歡呼，高喊口號。她報以滿臉堆笑，盡管不難看出，她是在強作笑容。……在她抵達莫斯科的這天，她臉上微微露出的憂傷神情，比兩年前孫博士逝世后更甚，這無疑是她在失去她和她丈夫為之操勞的中國革命后的一種反映。(《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154—155頁)

他說得不錯，親歷大革命潮起潮落的宋慶齡，恐怕比任何人更感到失望、悲憤與無奈。在這一年年初，宋慶齡曾是世界關注的一位中國重要人物。《時代》曾報道過宋慶齡，并刊登過她的照片：

她自己在班級本上則是這樣說的：“最大野心——當父親的秘書；最喜歡的表達——中國；習慣——收信；嗜好——讀報紙……”最讓人驚奇的是，這位相當嬌小、羞怯的宋慶齡，后來不是熱衷于收到來信和讀報，而是轉向別處。她的緊張、軟弱的性格(或許實際上她從未如此)卻使她愛上了一位有著高尚靈魂的愛國主義的政治家、后來的“中華民國之父”孫逸仙博士。正是以他的名義，年輕的國民政府最近已經攻占了南方的半個中國。對國民黨人來說，嬌小的孫夫人足以繼承他們偉大的已故領袖的英名。今天，她住在新的國民政府首都武昌，坐一輛道奇轎車，她是民族主義這一偉大運動活的象征。(《時代》，1927年2月21日)

然而，被視為“象征”的宋慶齡，很快陷入了政治困境中。蔣介石在公開鎮壓共產黨人之后，切斷了漢口的財政來源，封鎖了在上海和漢口之間運輸糧食的長江航道。宋慶齡從5月起，就一天天面對現實的混亂，無力回天。恐慌的人們沖向宋慶齡在漢口居住的銀行大樓，紛紛要將紙幣兌換成銀元。一位接近宋慶齡的外國記者寫過：

銀行大門緊閉。一天又一天，饑餓者、窮人擁擠到那里，他們嚎叫著要換銀元銅幣，他們用身子撞銅門。在樓上，孫夫人從絲綢窗簾后面往下看著他們，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聽見從她的下面呼嘯而上的憤怒喊聲。(轉引自《走進中國》，第47頁)

漢口潮落了。在孫中山彌留之際守護在他身邊的一群人中，只有宋慶齡和陳友仁仍持同一立場，堅持奉行孫中山確定的“三大政策”。汪精衛、孫科、宋子文則都傾向了蔣介石，寧、漢兩個國民政府最終合二為一。蔣介石的親筆信未能挽留住她，弟弟宋子文專程來漢勸說也沒有讓她回頭，她義無返顧地踏上流亡蘇聯之路。她失敗了，但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曾經支持過她丈夫和民族主義運動的蘇聯政府和斯大林身上，或許可以在那塊土地上成立一個國民黨左派的流亡政府。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們，尤其是女同學，對宋慶齡的卓越表現充滿自豪之情。在學校為歡迎宋慶齡和陳友仁舉行的招待會上，她仍在強調：“我們是孫中山的信徒，我們曾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學里受過訓練。”“她敦促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孫中山的最寶貴的遺訓就是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不只是思想，她的舉止、美麗和嫵媚，更是令他們為之傾倒。

然而，剛剛流亡到莫斯科的宋慶齡沒有想到，關于她與陳友仁結婚的流言蜚語作為一種政治手段正在醞釀，很快將向她襲來。

美聯社1927年9月28日向全世界播發一條電訊：

倫敦，9月28日，在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中，愛情之神看來再一次把戰爭之神爭取過來了。

倫敦《每日郵報》駐里加記者援引一條據說是蘇聯官方的電訊說，前國民黨外交部長陳友仁和國民黨之父孫中山的遺孀已在莫斯科結婚。

這家報紙報道說，這對新夫婦想要用發動一場新革命的辦法在中國度過他們的蜜月，還說第三共產國際將資助他們的活動。(轉引自《宋慶齡年譜長編》，第365頁)

據《宋慶齡年譜長編》記載，這些謠言對宋慶齡的傷害十分嚴重，以致影響了她的健康，頸上一圈帶狀皰疹頓時發作。“她認識到這個謠言完全是蔣介石反動集團的政治暗箭，他們妄圖把她同孫中山的名字分開，以削弱她為保衛孫中山的政治遺產而奮斗的力量，從而使人們相信蔣介石才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真正繼承人的謊言。”宋慶齡立刻打電報到上海宋宅，要求家人向首先傳播這個謠言的英國《每日郵報》“根究謠言之由來”。宋子文也為此十分震怒，接待記者進行辟謠，準備起訴。

這一謠言的編造者，到底是國內的敵人，還是蘇聯的某些人？后來是否起訴，有何結果？我還沒有查到相關史料。謠言，誣陷，總是來去無蹤，傷人于無形。我所知道的只是，宋慶齡后來一直以孫中山遺孀的身份生活著，戰斗著，直到生命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