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楊廣和唐太宗李世民，一個是千夫所指的獨夫民賊，一個是萬人敬仰的賢君明主；一個被釘上了暴君的“恥辱柱”，一個被戴上耀眼的“光環(huán)”；一個被罵作“萬世暴君”，一個被譽為“千古一帝”。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評價，在他們身上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然而，他們的人生歷程卻有著極其驚人的形似之處。

第一，他們都是英武將才，一統(tǒng)中華；第二，他們都通過“奪嫡”手段登上皇位；第三，他們都對父皇不忠不孝；第四，他們都廣開四邊，拓展中華版圖；第五，他們都讓北方的突厥族膽顫心驚，俯首稱臣；第六，他們都頗具文采，都有名篇千年流傳；第七，他們都親征高麗，均無功而返；第八，他們都通過“讖語”屠殺大臣；第九，他們都有過服食“仙丹”的荒唐經(jīng)歷；第十，他們都英年早逝。

在年代接近、環(huán)境相仿、機遇雷同的歷史條件下，其所作所為又有著如此驚人的相似，隋煬帝和唐太宗的各自人生經(jīng)歷，猶如一部小說的上、下兩部分，無論是在內(nèi)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顯得極其連貫而緊湊。在某種意義上，如果說唐太宗是隋煬帝的“翻版”，也未嘗不可。但是，歷史對他們的認可為何會出現(xiàn)如此巨大的反差呢？這固然有“短命王朝多暴君”的歷史因素，也存在“亡國之君名聲差”的人為因素，但最重要的他們在執(zhí)政細節(jié)上，具體一點講就是在爭取民心方面，有著天壤之別。

如何獲取民心，關鍵看執(zhí)政者對臣民什么態(tài)度。隋煬帝自恃其才，隨心所欲，既沒有把大臣們放在眼里，更沒有把百姓放在心上。一句“我性不喜人諫”，一下子冷了大臣們那拳拳報國之心；幾次橫征暴斂，終于激活了人民的反隋怨氣。平心而論，隋煬帝的歷史功績并不比唐太宗遜色，他一統(tǒng)中華，結束了中國接近四百年的戰(zhàn)亂時代；他修通運河，使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兩個文明連為一體；他打通絲綢之路，使大西北地區(qū)融入中華版圖……然而，他在建立千秋大業(yè)的同時，因為絲毫不顧及百姓的切身利益，也給全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就在他第三次攻打高麗的時候，民眾趁機造反，國內(nèi)烽煙四起，在如火如荼的起義浪潮下，他和他的大隋帝國很快全線崩潰。

李世民上任之初，就意識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接著又提出了“以人為本”的政治主張，因為明白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他一再節(jié)制徭役、安撫民心，廣施善舉、籠絡人心，禮遇大臣、固其忠心，從而形成了內(nèi)有忠臣傾心輔佐，外有順民安居樂業(yè)的“貞觀之治”。在沒有電臺、電視機、互聯(lián)網(wǎng)的年代，唐太宗的“親民”暖流依然能夠從長安散播到五湖四海。同樣是遠征高麗，同樣是一意孤行，同樣是勞民傷財，同樣是無功而返，深受皇恩沐浴的百姓們卻沒有因此而表現(xiàn)出過激的言行舉止，照舊一如既往的擁戴他，仰慕他，支持他。人無完人，皇帝難道就不能有失誤，有過錯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正如溫家寶總理說得那樣：“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讓你坐在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