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皇帝與慈禧：1861年11月8日，立冬后第二天。前一日西北風大作，寒氣驟降，塵埃彌漫，落葉紛飛，至后半夜方息，京城內外，頓時一片蕭索氣象。一大早，夜色未褪，沿著從宣武門到菜市口的宣外大街上，便已密密麻麻擠滿了各色人等，甚至連兩旁酒樓茶市里也人頭攢動，大伙兒紛紛踩著桌子蹬著椅子，翹首張望。這一天，國家重要領導人、上一屆領導核心委任的顧命大臣肅順將被綁赴菜市口處決，誰也不想錯過這一歷史時刻！

名士李慈銘身染重病，高臥榻上，聽聞押解肅順之囚車過其門前，于是勉強起身出宅觀看，只見“肅順白服，縛甚急，載以無帷小車。親屬無臨送者”。更有甚者，街道兩旁路人莫不“交口稱快”，“其怨家皆駕車載酒，弛赴西市觀之”。待到行刑之際，一直默默無語的肅順突然開口大罵，據說“其悖逆之聲，皆為人臣子者所不忍聞”。并且他一直不肯跪下，迫于無奈，“出紅差”的官吏只得用鐵柄猛敲肅之雙膝，直至其雙脛碎折，方才跪地。劊子手趁勢手起刀落。

處決肅順，大快朝中群臣之心。帝師翁心存寫道：“所謂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也，可憫可戒。”其子翁同龢也認為肅“種種欺罔跋扈狀，真堪發指”。1861年的初冬，如何揪出了肅順這只大老虎？平情而論，肅順可謂晚清少有的“鷹派人物”。這頭猛鷲，擁有兩張面孔。

首先，肅順是位不折不扣的權臣。肅之發跡，很有些因緣際會的味道。肅乃宗室后裔，自然享有諸多特權，一出道便任職于侍衛處。不過，他早年秉性頑劣，“好為狹邪游，惟酒食鷹犬是務”，“嚴冬，（肅）順盤辮，反披羊皮褂，牽狗走街頭”，終日四處游蕩，活脫脫一個“風一樣的男子”。也正憑借這貌似不堪的市井經歷，使他能“習知京師五城諸坊利弊”，加之其“接人一面，終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牘，經年能舉其詞”，故屢破大案，升遷頗速。到咸豐即位，肅已坐到禮部侍郎這樣副部級的要位。只是于官場混跡的資本，才干僅占其一，出身、后臺、時運也是硬通貨。肅順區區普通宗室一名，既非親王，亦非郡王，想再往上挪挪窩，實在難如登天。若按常規，再熬上二十載，至多混個正部級退休。

然而，上天卻格外給他打開了一扇通往權力巔峰之門。咸豐登基后，一心求治，于是對軍機處領導班子做大手術。他先罷黜了誤國之臣穆彰阿，接著先后任命賽尚阿、祁寯藻為領班大臣。不過二人俱是守成之臣，難以應對內憂外患之危局。迫不得已，咸豐打破祖制，特命六弟恭親王奕入值軍機。恭親王果然出手不凡，很快即令局勢為之一新。然而看著老六干得風生水起，咸豐不禁心生猜嫌，害怕奕坐大成勢。一年半后，咸豐找個理由，撤掉老六一切職務，讓其回上書房讀書深造。繼之而起的文慶雖經驗豐富，卻很快去世，之后的領班大臣無論是彭蘊章還是柏葰，皆謹小慎微之輩，“事上以諂，接下以吝，耆利不學，若出一途，稍有事故，盡為盲癡”。

眼瞅著軍機處一干人等很不給力，咸豐只得改弦易轍，轉而倚重宗室近支鄭親王端華和怡親王載垣。可惜咸豐又看走了眼，這兩位也絕非濟世安邦之才，遇事多無主見。恰好端華是肅順的同母兄弟，載垣與肅順也是鐵哥們兒。這兩位親王自知漢字水平有限，執政能力不夠，而“肅順習漢文，又多知歷史風俗利病，遂合薦其才可大用”，于是聯合“薦肅順入內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與論天下事”。得到兩位“鐵帽子”親王力挺，肅順便扶搖直上，進入中樞。三人商議政事，通常是“端華之所為，皆肅順使之，而載垣又為端華所使”，最終“以肅順為主謀”。而對于這位“終極謀士”，咸豐也逐漸對其“信任久而益專”，從而形成肅順獨被寵信，端、載二人“聽命而已”的特殊情形。

除了獲取皇帝信賴，肅順還積極拉攏大員，延攬人才，發展自身勢力。如他力薦陳孚恩出任兵部尚書，扶植杜翰為自己門生，安排匡源、焦佑瀛破格進入軍機處，與穆蔭來往甚密。同時，肅順還多方吸納漢族幕僚。他常說“咱們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漢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筆厲害得很”。于是他對待漢人恭敬有加，但對旗人“睚眥暴戾，如奴隸若”，甚至就連受賄，他也只收旗人不收漢人，搞得整個旗人圈怨聲載道。也正秉此原則，肅順將王闿運、高心夔、郭嵩燾等名流羅致門下，俱為一時之選。

到咸豐九年，一個以肅順為核心，包括端華、載垣、穆蔭、杜翰、陳孚恩、高心夔等重臣名士在內的政治集團基本成型，他們或為心腹，或為羽翼，盤根錯節，遍布內外。

其次，肅順又是位嗜血無情的酷吏。初次面圣時，肅順曾提出“嚴禁令、重法紀、鋤奸宄”的九字治國方針，此亂世用重典的思路深得咸豐認可。之后掌權，肅順果然展開了一波聲勢浩大的“打老虎”運動，不過于反腐背后，卻掩蓋著其打擊政敵、排除異己的真實意圖。

彼時清廷中樞，尚有一批立場相對保守且能量甚巨的勢力，他們既反對肅順以嚴刑峻法重振朝綱，也堅決抵制大規模重用漢臣，其代表人物有柏葰、祁寯藻、彭蘊章、翁心存、周祖培等。依著肅順剛猛的暴脾氣，自然不愿與此輩多做周旋，便借兩場“打老虎”行動，將諸位對手一一剪除。

肅順擺出的“當頭炮”乃“戊午科場案”。咸豐八年十月初七，距離當年鄉試揭榜尚不足一個月，御史孟傳金上書，指出本次鄉試存在嚴重舞弊問題，如旗人平齡，除了會唱兩口好皮黃，一無所長，居然高中第七名，事出蹊蹺，奏請立案審查。咸豐感到其中定有貓膩，于是命載垣、端華等會審此案。隨著調查深入，辦案人員發現“應訊辦查議者竟有五十本之多”，甚至有一試卷“訛字至三百余”也能中榜。咸豐聞后震怒，將主考官柏葰諸人革職。

與此同時，另一條線索也浮出水面。原來同考官浦安與新考中主事羅鴻繹私下里“交通關節”。于是肅順建議載、端二王順藤摸瓜，傳訊當事人羅鴻繹。讀書人往往骨頭軟，一經審訊，羅便爆出大料：為了能考中，他曾向兵部侍郎李鶴齡疏通關系，李轉而求同考官浦安關照，浦又跟柏葰的門丁靳祥打了招呼。事成后，浦安向柏葰送贄敬銀十六兩，李鶴齡則向羅鴻繹索要銀五百兩，其中三百兩轉交浦安。這顯然是一宗腐敗窩案。

打蒼蠅牽連出了一只大老虎，這可樂壞了肅順。柏葰可是兩朝重臣，《清史稿》稱其“素持正”“勤慎無咎”，但他向來反感肅順等人的施政方針，時常帶頭抵制。如今抓到了柏葰的把柄，肅順自然要大做文章，力請將之“比照交通囑托，賄買關節例，擬斬立決”。這令咸豐著實為難，商議此案時，他詢問各親王大臣“柏葰有無屈抑”，是否有從輕發落之可能。此刻肅順于殿上高聲力爭，強調科舉乃“取士大典，關系至重，亟宜執法，以懲積習”，柏葰罪不可宥，“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而在朝諸臣攝于肅之氣勢，竟“默無一言”。既然無可挽回，咸豐只得判處斬立決。柏葰也成為清代唯一一位因科舉舞弊被處死的中央領導。綜觀這耗時十個月的“戊午科場案”，共計懲處各級官員91人，不僅處決了柏葰這樣的副國級干部，還波及各個部委甚至不少親王宗室，確實收到“功令為之一肅，數十年諸弊端凈絕”的效果。然而，肅順在具體執法中存在明顯不公。如他袒護陳孚恩，使其免受案件牽連。更讓人不齒的是，兩年后肅順監視庚申恩科，居然為了能讓幕僚高心夔中式，不惜考前泄題，實“為科甲中人所切齒”。可以說，肅順打掉了一只老虎，卻又養了其他老虎。

緊接著，肅順再出重拳，徹查“戶部寶鈔案”。咸豐即位初年，因太平天國起義，戶部庫房匱乏，于是清廷決定由戶部設立寶鈔處和官錢總局發行大量鈔票。濫發官鈔非但沒有紓解財政，反倒致使通貨膨脹、物價飛騰，而官商乘機勾結，“侵占挪用”，“拒收買抵”，從中牟取暴利，將幣制改革失敗的惡果轉嫁于百姓頭上，當時“五城內外兵民不下數百萬戶，各糧行抬價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錢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飽”。咸豐八年底，肅順改任戶部尚書，決心整頓財政積弊。無巧不成書的是，肅順的前幾任，分別是政敵祁寯藻、柏葰、翁心存，這可給了他現成的彈藥。

肅順從調查五宇官號賬目入手，刨根究底，將戶部整個掀了個底兒掉，涉案人員幾百人，抄沒戶部司員、商戶及滿族宗室數十家。就在案情漸趨明朗之際，咸豐九年十一月，戶部稿庫突起大火，“三日不息，存案悉毀”，“宇廨盡焚”，“統計延燒、拆卸房屋二百余間”，致使戶部積案無可稽查。偏偏在此關口，戶部起了大火，這令咸豐堅信其中定有更大陰謀，遂命肅順詳查。有了皇帝的力挺，肅順辦案愈發酷烈，定要揪出幕后的“大老虎”。幾經核查，耗時一年，肅又將戶部司員景雯、崇貴、常祿、忠麟、王熙震諸人利用短號鈔換取長號鈔，從而吞沒巨款的案情查出。經過反復逼供，忠麟等供認此事曾經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心存過目，但翁漫不經心，故毫無察覺。拿到證據，肅順立即啟動對翁心存之彈劾，終使朝廷對翁予以革職留任之處分。而時任大學士的祁寯藻，因對肅順辦案作風不能認同，二人屢次發生沖突，“肅順議論風發泉涌，寯藻格格然勿能難”，不得不稱病辭職。

這場轟轟烈烈的“戶部寶鈔案”前后延續長達兩年多，“波及至數百人，系獄至兩三載，南北兩監，囚為之滿”，確也暫時壓制了官場貪賄公行的風氣。肅順以查案之便借機排擠了祁寯藻與翁心存，使個人勢力繼續膨脹。不過，這種大肆反腐的舉動，讓官員們人人自危的同時，也迫使他們開始私下緊密抱團，以求自保。難怪李慈銘感慨“然昔歲科場，今茲儲庫，屢行大獄，亦非國家之福也”。肅順得到了冷酷的權力，失去了溫熱的人心。

這波“打老虎”運動，終究還是變了味道。與肅順風生水起的架勢迥異，奕的境遇只能用尷尬來形容。

其實自從被咸豐攆回上書房后，奕就一直處于不尷不尬之地。待肅順得勢后，其處境愈加微妙。咸豐八年，奉旨赴天津與英法議和的大臣耆英擅自回京，引來皇帝震怒。圍繞如何處置耆英，朝堂形成兩種不同意見：奕依循大清律例，認定耆英不遵旨私自返京，確屬冒昧糊涂，但其并非統兵將帥，也無礙大局，況且律例中也無如何具體懲處的專門條文，故建議從輕發落為“絞監候”（死緩）；肅順則主張必須矯枉過正，立即正法。咸豐對二人建議做了折中，賜耆英自盡，實際上變相采納了肅順的主意。哥哥偏向寵臣而不聽親弟之言，這不免讓奕心生芥蒂。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次年，肅順在徹查“戶部寶鈔案”中，發現恭親王府首席太監孟來喜涉案頗深。倘換做他人，八成會送奕一個順水人情，從輕處理。誰料肅順毫不留情，照樣查抄，弄得恭王府一時雞犬不寧。于是二人之矛盾已從政見相左惡化到私人恩怨。只是迫于政治上失勢，奕唯有暫時隱忍，擺出一副“鴿派王爺”的樣兒。

轉機出現于1860年。英法聯軍兵臨城下，咸豐逃往熱河，臨行前將議和與維護京師諸事宜全權委托奕負責。恭親王不辱使命，議和成功。擁有了再建社稷之勛，加上其平時親和恭謙之形象，奕很快就將留守北京的心腹桂良、文祥、寶鋆及周祖培、翁心存、彭蘊章等部院大臣捏合在一起，一股“倒肅”力量漸趨成型。

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倘若咸豐不死，后宮挺肅順，估計要倒霉的人還是奕。然而命運所安排的劇本卻是咸豐于熱河殯天，慈禧與肅順矛盾重重。據《慈禧外紀》載，慈禧16歲已“五經成誦，通滿文，廿四史亦皆瀏覽”，如此聰慧，自然深得咸豐寵愛，甚至命其協助整理奏章，代筆披覽。不過物極必反，慈禧對政治的熱情漸趨濃厚，不僅“時于上前道政事”，甚至屢有參與決策之意。這令咸豐厭惡不已，漸漸對其疏遠。

察覺到皇帝的態度變化，恐有失寵之虞的慈禧，決定向政府紅人肅順示好，“隱冀得肅以自援”。誰知熱臉貼了冷屁股，早對妃嬪干政不滿的肅順給予傲慢輕視的回絕。爾后不久，肅順又在咸豐面前請“行釣弋故事”，將慈禧賜死。后因咸豐酒后失言，泄露此事，“西后聞之，銜肅刻骨”。二人間的梁子，算是結下了。

北走熱河期間，肅順負責行宮事宜。由于倉促外逃，妃嬪所乘座駕皆臨時從街上征用，故破舊簡陋，加之山道崎嶇，一路上顛簸不已。慈禧久居深宮，養尊處優，哪兒受得了這般罪，于是多次請求肅順換輛好車，然而卻換來肅順一頓呵斥：“危難中那比承平時？且此間何處求新車，得舊者已厚幸矣。爾何人？乃思駕中宮上耶？”

等到了熱河，咸豐又令肅順修筑行宮，于是肅“皆便冠服，出入無禁，寢宮亦著籍，嬪御弗避”，可謂明目張膽地破壞后宮規矩。肅順心中唯有咸豐，焉能將慈禧等人放在眼里，更不料這位平時嬌柔的葉赫那拉氏，居然也是位狠角色。后來民國掌故名家黃濬感慨：“滅門之禍，起于飲食之微，可為嘆息。”

細數一下，重臣、宗室、后宮、官吏、太監、士子、旗人、商賈，肅順幾乎將三教九流都得罪了個遍。失道寡助，其末日不遠矣！

帝制時代，權臣的好日子往往過不了兩朝。新舊皇帝更替，權力格局勢必重新洗牌，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棄用舊人，提拔新人，實乃必有之義。咸豐一死，肅順便失去了“大boss”，政局趨于復雜。咸豐于彌留之際，特意留了一手。他一方面任命肅順等八人為顧命大臣輔弼幼帝，一方面又將“御賞”和“同道堂”兩枚隨身私章賜予慈安與同治皇帝，二人可憑印章對決策實行否決權。因此當時朝政的運作形式，既非“八人幫”一家獨大，也非兩宮垂簾獨裁，而是“垂簾輔政，蓋兼有之”的制衡局面。一言以蔽之，身處熱河的肅順集團、后宮集團與北京的奕集團呈犬牙交錯的“三國殺”態勢。

然而由于肅順繼續采取強硬立場，致使“贊襄”與“垂簾”之爭日趨白熱化，處于弱勢的后宮集團不得不轉而與奕集團聯合：“三國殺”化作“二人轉”。在博取列強默許、獲得軍隊效忠及各路朝臣支持后，叔嫂聯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掉了以肅順為首的八只“大老虎”。

打掉了晚清最兇猛的一只“大老虎”，慈禧、奕自然要公開罪狀，曬曬“老虎皮”。清廷給肅順定的罪名，實在耐人尋味：擅坐御位、進內廷當差出入自由，目無法紀，擅用宮內御用器物，把持一切事務，宮內傳取應用物件，肅順抗違不進，并敢聲稱，有旨亦不能尊，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以上諸條，雖堪稱大逆不道，但都屬于個人違法亂紀、不守臣子本分一類，其謀反作亂的情狀卻隱而不談。想必叔嫂明白若將肅順定為政治犯，那么勢必會牽連出宮廷權勢斗爭之內幕，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也將受到質疑，因此選擇避重就輕、諱莫如深。

曾為肅順門客的郭嵩燾在其事敗之前就預言：“顢頇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為維系人心之本，顢頇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恰如斯言，處理政事，既應施霹靂手段，又當顯菩薩心腸，剛柔并濟，聯合多數，方可立于不敗。肅順非要逆其道行之，攀上權力頂峰之際，亦是墜入萬劫深淵之時。昔日的“打虎英雄”，終究難逃被當成“大老虎”被打的宿命。這，就是肅順式悖論；這，就是權臣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