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瑯收復臺灣：施瑯1621年出生在福建晉江衙口一個較為殷實的農民家庭。他自幼力氣驚人、見識出眾，家人對他寄予厚望，本想讓他謀取功名，光宗耀祖。無奈他好武不好文，對仕途興趣不大。后來隨著家道日漸敗落，施瑯棄文從武，拜師苦練武藝，精習兵法。

當時，正逢明末清初，遍地狼煙。施瑯有個叔叔叫施福，是明朝總兵鄭芝龍的親信。施瑯在17歲那年，離開家鄉投奔叔叔加入鄭芝龍的隊伍。因戰功突出，施瑯很快就晉升為游擊將軍。1646年11月，時任南明太師平國公的鄭芝龍眼見大勢已去，于是秘密派人聯絡降清。清平南大將軍博洛許諾鄭芝龍投降后讓他任閩粵總督。鄭芝龍不顧兒子鄭成功的苦勸和阻攔，率領包括瑯在內的部眾趕赴福州降清。然而，投降后的鄭芝龍才發現自己上了當，非但沒有當上閩粵總督，反而被博洛挾持進京軟禁起來。隨鄭芝龍來降的官兵被強行分配到清軍軍營，施瑯也被編入攻打南明政權的清軍中。1648年，施瑯獲悉鄭成功起兵抗清，于是率領弟弟施顯和一些部將投奔到鄭成功麾下。

比施瑯小三歲的鄭成功當時起兵不久，力量弱小，因此非常器重施瑯的軍事才華，任命他為左先鋒，視其為自己的左膀右臂，每遇大事都要和他商量。施瑯也一心一意為鄭成功效勞，還率軍隊攻下漳浦、揭陽等地，提高了鄭成功的威望和勢力。然而，時間一長，有些恃才傲物的施瑯與年輕氣盛的鄭成功之間不斷發生摩擦，二人的關系漸漸惡化。

1652年4月，“曾德事件”終于導致施瑯和鄭成功二人分道揚鑣。曾德是施瑯手下一名標兵，一次違背軍法犯了死罪，因害怕受到施瑯懲處，便投奔鄭成功尋求庇護，鄭成功把他提拔為自己的親隨。施瑯聽到消息后大為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斬首。鄭成功勃然大怒，下令逮捕施瑯及其父親施大宣和弟弟施顯。后來，施瑯用計逃脫，鄭成功盛怒之下處死了施瑯的父親和弟弟。施瑯遂對鄭成功恨入骨髓，決心投靠清朝，誓報鄭成功殺父誅弟之仇。聽說施瑯主動來降，清軍閩浙總督李率泰喜出望外，立即報奏朝廷，清廷很快批復，任命施瑯為清軍同安副將，不久又把他提升為同安總兵。施瑯的舊部得知他降清后，不少也追隨而來。就這樣，施瑯由鄭成功的親密戰友變成強大的敵手。

1662年，鄭成功利用濃霧作掩護，率兵收復了被荷蘭侵略者侵占的臺灣。在臺島，鄭成功奉明朝為正統，夢想有朝一日實現“反清復明”大業。可惜的是，這位民族英雄不久英年早逝，鄭氏集團發生分裂，為爭車鄭成功的延平郡王王位而大動干戈。在臺灣的鄭軍將領擁護鄭成功的弟弟鄭襲繼位，在廈門的將領推舉鄭成功的長子鄭經繼位，雙方各不相讓。最后，鄭經平息矛盾，掌握大權。但他公然背叛其父，竟然宣稱臺灣遠在海外，不屬中國的版圖，意圖割據一方，與清廷隔海對峙。鄭經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世人的極大憤慨。當時已經升任福建水師提督的施瑯，建議乘機攻取金門和廈門。清廷采納了施瑯的建議，讓他同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合謀“剿賊”。一戰下來，清軍成功收復了金門和廈門，鄭經逃往東山島。1664年3月，施瑯又率軍攻占東山島，使鄭軍在福建沿海經營達20多年的據點全部喪失。緊接著，施瑯又提出進軍臺灣的主張，建議乘鄭經軍心不穩，發兵進攻澎湖，然后直搗臺灣，謀求實現四海歸一。躊躇滿志的少年康熙欣然接受了施瑯的建議，并任命他為靖海將軍，負責統領水師，尋機對臺用兵。

1664年11月，施瑯選擇冬天偏北風的季節，率領清軍水師首次出征臺灣。不料進軍途中，在臺灣海峽的清水洋突然遭遇臺風，風云翻滾，惡浪滔天。任憑施瑯航海經驗豐富，依當時的船舶制造水平，根本無法抵御那樣的狂風巨浪，只好下令返航。

從1665年3月到次年4月，施瑯又發動了兩次攻臺行動，但都因遭遇臺風而擱淺。

接連三次出兵都無功而返，引起了朝中許多滿族官員對施瑯的非議，有人甚至懷疑他對臺用兵不是真心。之后幾年間，清廷內部反對武力征臺的呼聲占了上風。年幼的康熙雖非常支持施瑯的主張，但無奈自己尚未掌權，只好聽從鰲拜等主撫派的意見。1668年，康熙下令撤銷福建水師，焚毀了全部戰船，朝廷不再商議武力征臺之事，還把施瑯調進京城改任內大臣。內大臣只是一個閑職，一心武力平定臺灣的施瑯因而感到十分苦悶。不過，他并沒有氣餒，而是繼續關注福建沿海動向，認真總結失敗教訓，慢慢等待東山再起的時機。誰知道，這一等就是整整13年。

1681年，主政臺灣的鄭經去世，鄭氏子孫為了爭奪王位，再次發生嚴重內訌。而此時清廷已經平息了“三藩叛亂”，康熙皇帝也穩固了自己的寶座，于是下定決心以武力統一臺灣。這時已年屆花甲的施瑯終于等來了夢寐以求的機會。

在福建總督姚啟圣和施瑯的同鄉、大學士李光地的極力舉薦下，康熙力排眾議，重新任命施瑯為福建水師提督，并加太子少保銜，讓他立刻返回福建，準備出兵。臨行前，康熙專門賜宴施瑯。席間他語重心長地說：“在用武力平定臺灣問題上，只有朕贊同你的方案，希望你能盡心而為，不要辜負了朕的希望！”感激不盡的施瑯豪情萬丈地表示：“老臣今年雖然已經六十有二，但血氣尚未衰竭，還可以報效皇帝和朝廷。如果我此行再次失利，我甘愿領罪”。

施瑯一到廈門，便夜以繼日地進行出征前的準備，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他一面操練水師、制造軍械、選配將領，一面搜集鄭軍情報、策反鄭軍將領、制定攻臺方案。經過半年努力，終于萬事俱備，只等出兵。

臺灣本島地域狹窄，缺乏戰略縱深，澎湖是其外圍防御的唯一屏障。澎湖一旦攻陷，臺灣不攻自破。1683年6月14日，施瑯率領大型戰船300余艘、水兵2萬余人、230余艘中小戰船，從福建東山島揚帆啟程，進逼澎湖。16日晨，施瑯向澎湖鄭軍發動第一次進攻。18日，施瑯派戰船攻取了澎湖港外的虎井、桶盤二島，掃清了外圍。22日，清朝水師兵分三路再次發動進攻：施瑯親率56只大型戰船組成的主攻部隊，正面進攻鄭軍主陣地娘媽宮；總兵陳蟒等率領由50只戰船組成東線攻擊部隊，從澎湖港口東側突入雞籠嶼，作為奇兵，配合主攻部隊夾擊娘媽宮；總兵董義等率領另50只戰船組成的西線攻擊部隊，從港口西側進入牛心灣，進行佯攻登陸，牽制西面的鄭軍。此外，剩余80艘戰船作為預備隊，隨主攻部隊跟進。交戰雙方都知道這是決定命運的一戰，于是一交手便展開了廝殺，激戰歷時七晝夜。施瑯巧妙利用有利的西南風向條件，采取“五點梅花陣”戰術，即用多艘戰船圍攻鄭軍一艘，集中兵力作戰。頓時，茫茫大海上朵朵“梅花”飛舞，清軍水師越戰越勇，一舉攻克澎湖列島，擊毀鄭軍大小戰船近200艘，殲滅其精銳部隊1.2萬余人，收降近5000人。鄭軍主帥劉國軒僥幸依靠熟悉的地形帶少數部下逃回臺灣。

澎湖失手，鄭氏集團一下子亂成一鍋粥：有主張降的，有主張守的，還有主張撤往呂宋的，一時沒個結果。可是，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施瑯并沒有即刻發兵攻臺，而是在澎湖安頓下來，一面安撫當地百姓，一面派人撈救跳水未死的鄭軍官兵。對被俘的臺灣兵將，施瑯下令釋放回臺灣，臨釋放前他還專門聲明：“我絕對不會報私仇！當年殺害我父親的人已經死去，與其他人毫不相干。”他還許諾說：“不僅兵士不殺，就連鄭家人只要肯降，我也絕對不會殺。”施瑯身邊的人曾問道：“將軍與鄭家具有血海深仇，如今鄭氏子孫已經成為釜中魚、籠中鳥，您為何不快點發兵剿滅，為親人報仇雪恨呢？”施瑯說：“我帶兵進攻臺灣，這是國家大事，怎么能趁機公報私仇呢？只要鄭家人真心歸順，我不會傷害他們，否則會引起人們的不滿，連累臺灣的百姓。”

與此同時，施瑯上疏朝廷，建議對鄭氏集團實行招撫政策，爭取和平統一臺灣，使臺灣百姓免去刀兵之災。對于施瑯的做法，康熙十分贊賞，并傳旨同意了他的建議。年幼的延平王鄭克和劉國軒等人，原本害怕施瑯復仇，不敢投降，如今看到施瑯的確沒有殺害自己的意思，于是連忙派人到澎湖施瑯軍前請降。8月13日，施瑯率軍抵達臺灣，由鹿耳門登陸上岸。劉國軒等人到軍前迎接，臺灣各族百姓夾道歡迎。8月18日，鄭克率領鄭氏集團文武官員，及明朝宗室在臺的魯王世子朱恒、樂安王朱凌等削發剃頭。隨風飄落的一縷縷頭發，標志鄭氏集團正式歸順和南明小朝廷壽終正寢。

施瑯收復臺灣的捷報傳到京城的時候，正值1683年的中秋佳節。康熙聞訊喜不自勝，脫下龍袍派人賞賜給施瑯，又親制褒章嘉許，封施瑯為靖海侯，世襲罔替，令其永鎮福建水師。

功成名就，卻留爭議三百年

施瑯平定臺灣后，在清廷內部產生了一場對臺灣的棄留之爭。許多大臣對臺灣的戰略地位缺乏認識，主張將臺灣人口遷往大陸，放棄臺灣的土地。康熙也一度表示贊同此議，認為“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失之無所損”。看到朝野上下棄守之聲高漲，施瑯心急如焚，連忙上奏了彪炳史冊的《恭陳臺灣棄留疏》，堅決主張駐守臺灣。在奏疏中，施瑯指出，臺灣事關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的防護重任，萬萬不能丟棄。他用自己的親眼所見，進一步論證說，臺灣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可為東南沿海地區提供重要物質保障。另外，他還告誡說，對臺灣這個地方，荷蘭等外國侵略者無時不想侵占，我們如若不守住，他們一定會卷土重來。臺灣一旦再被外國侵略者侵占，那時再出兵遠征，將會難于登天。施瑯的上疏雄辯有力，一些大臣贊同他的建議，這促使康熙改變了主意，下決心守住臺灣。

1696年3月，施瑯在福建任上病逝，享年76歲。康熙皇帝聞訊后，痛心不已，下令厚葬，加贈太子太傅，謚號襄壯，并在泉州府學前建祠紀念。至今閩南各地紀念施瑯的牌坊、祠堂、碑文仍隨處可見。

然而，三百年來，施瑯也一直是位爭議人物。關于他的歷史定位問題，歷來存在不同的聲音。施瑯的一生，就史載的情況看，不外乎兩件事：一是反鄭降清；一是統一臺灣。也正是這兩點，構成了后人對其評價褒貶揚抑不一的根本原因。關于施瑯統一臺灣的歷史功績，史學界已有充分肯定。但對于其“叛主投敵”的氣節問題，人們至今爭議較大。

如果說施瑯降清是出于“報私仇”，那么其后來的所作所為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的狹隘視野。無論是在征討、棄留臺灣問題上，還是在善后、治理臺灣問題上，施瑯都高瞻遠矚，為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做出了不可抹煞的功績，無疑是那個時代的杰出政治家、軍事家和愛國主義將領。

如果從“民族英雄”和“民族敗類”的角度來評判施瑯，則不免又有“狹隘民族主義”的嫌疑。因為，無論是統治元朝的蒙古族，還是統治清朝的滿族，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謀求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是每一個炎黃子孫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