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千百年來，諸葛亮的身份在不同人眼中有不一樣的形象：帝王說他是個忠臣;大臣說他是個賢相;學士看他是個智慧的精靈;百姓看他是神機妙算的神。當然他可不像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哈姆雷特火暴，那句經典評語“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是經過大家集體公認的，而諸葛亮這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恐怕值得后人去仔細甄別研究。因為，由他所把持的蜀漢政權的時候，竟然“國不治史，注記無官”。《三國志》《蜀書》《后主傳》中說：“……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綢焉。”結果搞得陳壽在寫《三國志·蜀書》時，竟然找不到足夠的史料。那么諸葛亮為什么不設史官呢？

中國歷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纂歷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為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后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后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歷史。唐朝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中說：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可見不同的史官有不一樣的職責，他們共同記錄著王朝大小事務，給后人留下寶貴資料。

宋代文天祥的《正氣歌》里就有兩個典故：“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說的就是兩個著名史官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時期晉國晉靈公在位時的一個史官。晉靈公年紀很輕就繼位為國君，不但幼稚，而且驕橫。例如他在高臺上用彈弓射擊行人，以此取樂;他的廚子因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廚子殺了。對晉靈公的胡作非為，國相趙盾屢次諫諍，可是晉靈公不但不聽，反而要殺趙盾。在這種形勢下，趙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難。

這時，趙盾的同族趙穿舉兵殺死靈公，然后把趙盾叫回都城，另立晉成公為國君，趙盾繼續擔任國相，主持國政。對這一件事，晉國史官董狐認為，殺死靈公的真正責任者應該是趙盾，所以就直言不諱地在史冊上記下：“趙盾弒其君”。趙盾見了，大為吃驚，解釋自己并無弒君之罪。董狐說：“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沒有走出國境，回來也沒有懲辦兇手，這弒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誰呢？”趙盾無可奈何，長嘆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

孔子對董狐稱贊道：“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過，孔子也稱贊趙盾，說道：“趙宣子(即趙盾)，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孔子的評論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無論如何，后來人們稱贊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把直書其事的文筆，贊為“董狐之筆”。

春秋時期，齊國的大臣崔抒與齊莊公為爭奪美女發生矛盾。崔抒借機殺了齊莊公，立了齊景公，自己做了國相。對此，齊國太史記道：“崔抒弒其君”。崔抒不愿意在歷史上留下弒君的惡名，下令把這個太史殺了。繼任的太史還是這樣寫，又被殺了。第三個太史仍然這樣寫，也被殺了。第四個太史照樣直書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殺不絕的，只好作罷。這時，齊國另一位史官南史氏，聽說接連有三位太史因實錄國事被殺，惟恐沒有人再敢直書其事，便帶上寫有“崔抒弒其君”的竹簡向宮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實記錄沒有被殺，就回去了。齊南史的不畏強暴，秉筆直書，幾千年來被譽為中國古代史官的典范。

宋太祖經常在皇宮的后園打鳥玩，一次，有幾個臣子稱有急事求見，宋太祖于是就召見了。但是召見之后，他們上奏的都是些很普通的事情。宋太祖很不高興，問為什么。一個臣子回答說：“臣以為這些事情比打鳥更緊急。”宋太祖更加生氣了，順手抄起邊上擺的斧子，用斧子柄打那個人的嘴，打掉了兩顆牙齒，那個人慢慢彎下腰，把牙齒撿起來，放在懷里，太祖罵他說：“你揣個牙齒，怎么還想保留證據告我還是怎么著？！”那個臣子回答說：“臣是不會去狀告陛下的，但是負責記載歷史的官員，會把這件事情寫進史書。”

通過這個故事也能看出史官在歷史中的作用非同一般。

諸葛亮之所以沒有設史官，其中主要原因也是害怕史官記錄他的不好言行，阻礙他行權做事。

以諸葛亮的“達于為政”和其思維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親決”的精細作風，應該是不會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劉備死后，諸葛亮為托孤大臣，權傾朝野，全國上下唯他馬首是瞻。朝中一切事務“咸決于亮”。高度集權會使他容易把個人意志凌駕于國家和人民利益之上。隨時隨地都會有過激行為發生，比如他如何排擠李嚴;如何頤指氣使對待劉禪;如何對待倉促發動北伐等等一些不為人知的內幕。

例如馬謖失街亭一事，諸葛亮“違眾拔謖”，派遣只會紙上談兵的馬謖擔當前鋒，結果慘遭失敗，諸葛亮為保護自己地位，揮淚斬了馬謖，然而馬謖當時并沒有像外間廣為流傳的那樣去諸葛亮那里請罪，而是在軍敗之后選擇了畏罪潛逃一途，后被緝捕歸案。在諸葛亮判其死刑后，還沒來得及執行，就于獄中病故。馬謖潛逃案還導致了與馬謖關系很好的荊楚集團的另一骨干向朗(向寵叔父)，因知情不報而被革職。不難設想，蜀國當時要有史官的話，對于里面所發生的內情定會有詳細論述。

“國不置史”這個舉動所產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為蜀漢著名史學家譙周弟子的陳壽，在當代人修當代史的情況下，奉命修編的《三國志》里也惟有蜀書因為“行事多遺，災異靡書”，各類資料的嚴重匱乏，導致許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無法單獨作傳，最后僅僅只修了一卷便作罷了。倘若說在劉備手上的時候是因蜀漢初建無暇顧及的話，那么在劉禪當政后這么長的時間內，政權穩固度應該已經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擁有劉巴、秦宓、譙周、許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學人才情況下，作為自承漢朝正統的蜀漢朝廷依然“國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諸葛亮“猶有未綢”這樣簡單的失誤所能解釋得通了，而要是從“行事多遺”這個角度去看，更會多少令人疑惑其“國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讀書鏡》中記載，宋太祖一日罷朝，俯首不言，久之，內侍王繼恩問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故不樂也。”眾所周知，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之后，又“杯酒釋兵權”，使自己的統治地位穩若泰山。這樣一位開國皇帝“偶有誤失”，竟然怕“史官書之”，令人感慨。

諸葛亮感覺，設立史官會使他做事不能為所欲為，與其提心吊膽做事，不如根本就不設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