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漢開始，朝廷就設置了“起居郎”這個官職。這個官職的任務就是記錄皇帝的言行，無論大事小情，善行劣跡統統記錄，以備后人修史之用，這個記錄文書就稱為“起居注”。按規矩，皇帝對“起居注”的內容是不能過問的，所以歷代皇帝都對“起居注”放心不下，生怕自己那些不光彩的事被記錄下來。而擔任“起居郎”這個官職的人，一般都享有正直果敢、敢于碰硬的社會聲譽。可見，起居郎不是個什么好差事，是一個風險極大的官職，倘若遇到開明的皇帝還好說，若是遇到昏庸或殘暴的君主，下場可就不甚美妙了。

《大唐新語.卷三》記載，唐貞觀年間，褚遂良擔任起居郎。一日，太宗問遂良：“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唐太宗的意思是說，你執掌記錄起居注，都記錄了我什么事？我這個當君主的能大概看一下嗎？褚遂良當即嚴詞拒絕，說：“今之起居注，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戒，庶乎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其意為，今天的起居注，與古時的左、右史一樣，記錄君王的一言一行，并且善舉惡行統統記錄，作為前車之鑒，以約束君主不說非法的話，不做非法的事。至于皇帝要親自看起居注，這是沒有先例的。

太宗又問：“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意思是，如果我有不好的舉止，愛卿也一定會記錄嗎？褚遂良答道：“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褚遂良回答得很硬氣，遵守道理不如遵守為官的職責，臣的職責就是記錄君主的言行，無論君主有任何舉動，臣都是要記錄的。好在唐太宗是英明之君，對褚遂良有拂龍意的回答沒有計較。而且，后來唐太宗在臨終前，還將他委任為托孤輔政大臣之一。正是因為唐太宗李世民能夠約束自己的行為，任用正直敢言的官員，才使“貞觀之治”的形成有了必要的條件，并為有唐一代的開明政治奠定了基礎。

到了宋代就不行了。趙家皇帝是靠兵變謀得政權的，所以，人心未順，根基不穩，時刻都要繃緊神精。他們最怕有人說他們的不好，故對“起居注”格外關心，不但要審查所記的內容，還讓起居郎按照他們的意思來作記錄，要是不聽話，就治你的罪。北宋時期，有個影響很大的詩歌流派-江西詩派，其首領黃庭堅，早年曾擔任過起居舍人，參加了編寫《神宗實錄》。因為年輕氣盛，想效法唐人，把宋神宗的言行，無論善惡皆加以記錄，結果得罪了皇帝，遭受到政治迫害，被貶謫到荒蠻的南方。從此一蹶不振，再也不敢放言國是，所作詩篇，大抵描摹山水，題詠書畫，興趣都落在花草樹木，禽鳥魚蟲上面了。有宋一代的詩歌與唐代詩歌恢弘大氣的風格不同，缺乏深度，弱于氣象，這與趙家皇帝的心胸氣度是直接相關的。

看來，詩歌的命運走向與起居郎的命運走向一樣，在心胸不同的皇帝當政時期，其命運走向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