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發(fā)生當天晚上，慈禧太后重新訓政，召來一些重臣跪于案右，光緒皇帝跪于案左，對光緒疾聲厲色問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諸臣者，皆我多年歷選，留以輔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型。何物康有為，能勝于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憒，不肖乃爾！”“變亂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憒至此？”光緒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辯解說：“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用西法，并不敢聽信康有為之法也。”太后又大聲怒斥：“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為叛逆，圖謀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護也！”光緒本已魂飛齒震，此時“竟不知所對”。

一句“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質(zhì)問便使光緒皇帝無言以對，足見其效力之強，如有“神功”，而此時慈禧儼然是“祖宗之法”的衛(wèi)道士。然而，在此23年之前，慈禧卻毫不猶豫、毫不留情地“大破傳統(tǒng)”。

1875 年1月初，同治皇帝病死。由于同治皇帝沒有子嗣，皇位繼承便成了問題。按照清代的“祖宗家法”，皇帝死后無子，應從皇族近支中選出一男性晚輩繼承帝位。同治皇帝載淳是“載”字輩，其下是“溥”字輩，按祖制，應從“溥”字輩中選一人繼承帝位。但立“溥”字輩的人繼承帝位，慈禧將因其孫輩為帝而被晉尊為太皇太后，位雖尊卻不能再垂簾聽政，所以慈禧不惜違反眾意、破壞祖制，置包括她自己在內(nèi)的清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一再強調(diào)不能更改的“家法”于不顧，堅持一定仍要從“載”字輩中選擇嗣帝。

也就是說，要從同治皇帝的平輩、即諸堂兄弟中再選新皇帝。即便從“載”字輩中挑選，皇室近支中最有資格入選的應是奕長子載澂，但慈禧一因奕與己不和，如立載澂恭親王的權(quán)力過大，對自己不利;二因載澂年已十七，如立他為帝他就要親政，慈禧同樣不便攬權(quán)。思來想去，挑來挑去，慈禧最后選中了醇親王奕譞的兒子載湉(即后來的光緒皇帝)。因為當時載湉只有四歲，即位后慈禧仍可重新垂簾聽政，而且其母又是慈禧胞妹。在宣布立載湉為帝的會議上，無人敢反對，倒是作為新皇帝之父的醇親王奕譞當即昏倒在地，甚至難以扶起，究竟是對在如此重大問題上這種明目張膽違反祖制的做法心驚膽戰(zhàn)、真正昏迷，還是故作姿態(tài)向眾人表示并非己意，已無法考證。但無論哪種可能，都說明違反祖制的嚴重性。

由于慈禧強立載湉為帝，這就使同治帝皇后阿魯特氏在宮中處于既非皇后也非皇太后的尷尬境地，終因不堪忍受慈禧的折磨和凌辱，在同治帝死后不到百日便自殺身亡。由于慈禧早已大權(quán)在握，所以對她強立載湉為帝眾人雖十分不滿，但無人敢公開反對。只有內(nèi)閣侍讀學士廣安和御使潘敦儼上奏，非常曲折委婉地表示不滿，但前者被慈禧傳旨申飭，后者受到“奪職”的處分。慈禧這種“枉國法、干輿論”的做法只遇到一兩個并無實權(quán)的官員的溫和反對，很快為其壓下，并未引起嚴重的政治危機。

皇位承繼程序、制度是任何王朝最重要、最核心的程序和制度，但慈禧連這種事關(guān)王朝安危的“祖宗之法”都任意破壞，將其玩弄于股掌之上，足見其心中根本沒有任何“祖宗之法”。然而引人深思的是，20多年后慈禧發(fā)動戊戌政變、殘酷鎮(zhèn)壓維新運動時，其最重要的“理由”卻是維新改變了祖宗“成法”、違背了“祖制”和“家法”、破壞了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