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農歷三月，54歲的宋仁宗趙禎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舉國哀痛。

宋仁宗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后，“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時為遼國君主的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沖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托哀思。”

一個皇帝死了，讓本國黎庶哭得涕泗橫流的事，屢見不鮮，引得鄰國百姓和皇帝痛哭，實在是鳳毛麟角。

直到700年后，自我感覺甚為良好、看誰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平生最佩服的三個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兩個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了。

宋仁宗是歷代帝王中屈指可數的明君圣主，他是北宋第四個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做了42年。宋仁宗統治時期，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宋仁宗以仁政而著稱于史，其領導藝術值得一說。

胸懷仁義寬厚待人

嘉佑二年(1057年)。蘇轍與其兄蘇軾同登進士科。在這次晉級進士的考試中，年輕氣盛、心憂天下的蘇轍在試卷里寫道：“我在路上聽人說，在宮中，美女數以千計，終日里歌舞飲酒，紙醉金迷。皇上既不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們商量治國安邦的大計。”

當時的考官們認為蘇轍無中生有、惡意誹謗，建議對之嚴厲制裁。宋仁宗卻淡淡地說：“朕設立科舉考試，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一個小官，敢于如此直言，應該特與功名。”

蘇轍僅僅依據道聽途說，便在“高考”中“惡毒攻擊”全國最高領袖，即使擱在現在，也不會被錄取的;即便趕上“康乾盛世”，也難逃其被滅九族的命運。宋仁宗的寬容心胸，由此可見一斑。

宋仁宗對讀書人的寬容，還有一個更典型的例子。

當時，四川有個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太守，主張“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認為這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把他縛送京城。

按照歷朝歷代的律條，對這個口出不遜、有“煽動造反”之嫌的讀書人，即使不按“謀大逆”嚴懲，起碼也得按“危害國家安全”治罪。

誰知宋仁宗對這樣的事情，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就事論事地說：“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寫一首詩泄泄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于是，這個讀書人被授予了司戶參軍的職位。

宋仁宗不光對其臣民仁慈寬厚，身為九五至尊，他對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嚴格，從不因自己身居高位就放松對自己的要求，史書中記錄了他大量嚴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時不時的就回頭看，隨從們都不知道皇帝是為了什么。宋仁宗回宮后，風風火火地對嬪妃說道：“朕渴壞了，快倒水來。”嬪妃覺得奇怪，問仁宗“為什么在外面的時候不讓隨從伺候飲水，而要忍著口渴呢。”

宋仁宗回答說：“朕屢屢回頭，但沒有看見他們準備水壺，如果我要是問的話，肯定有人要被處罰了，所以就忍著口渴回來再喝水了。”

堅持原則善聽勸誡

趙禎善于納諫，成全了千古流芳的青天大人包拯。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相當于國家計委主任兼財政部長)張堯佐的職務，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張堯佐是趙禎寵妃張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遞上去了，趙禎也有點為難。最后他想了個變通的辦法，就是讓張堯佐去當節度使。沒想到包拯還是不愿意，且諫諍更加激烈。趙禎有些生氣地說：“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是粗官，何用爭？”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氣：“太祖、太宗皆曾為之，節度使恐非粗官。”趙禎只好罷了。

張堯佐最終沒能當成節度使。趙禎回到后宮，對張貴妃說了一句現在看來還很具政治遠見的話：“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載，仁宗情急之下把節度使說成了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為御史乎？”

知識分子在創造精神財富的時候，特別需要精神上的寬松，仁宗時代是一個知識分子精神上特別寬松的時代，所以文學藝術事業都很發達。中國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這六家(三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又都活躍在仁宗時代，宋代官員待遇比較優厚，退休之后能夠優游林下，吟詩作文。這種厚祿制度，使得官員沒有后顧之憂，能夠安心創作，所以文學藝術，成果累累，能夠流傳萬世。宋代以科舉取士，政府官員都是文學之士，在仁宗晚期，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相繼為相，歐陽修參加政事，包拯為樞密院副使，司馬光知諫院，王安石知制誥，真正稱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滿朝。這樣的事，歷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時代才有。

中國的幾大發明中，能把整個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羅盤，都出現于仁宗時代。

一個善待臣民，又善于接受諫諍的皇帝，肯定是會贏得朝野熱愛的，甚至會得到敵國的敬重。宋仁宗之后，當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趙頊又恢復了祖父宋仁宗趙禎溫和的改良做法時，遼國君主急忙召集將領，說：“不許再去邊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可見遼國人對宋仁宗趙禎敬畏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