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宋人《過庭錄》所載：江蘇人孫山與同鄉一起去省城參加鄉試(鄉試第一名稱“解元”)待發榜時孫山是最后一名，而其同鄉則榜上無名，孫山在回家時遇見同鄉的父親，其父向孫山詢問兒子是否孝中舉人，孫山不便明講，就順口編了兩句順口溜說：“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從此“名落孫山”就成了“落第”的代名詞。

乾隆三十三年(1758)，十八歲的和珅應戊子科順天鄉試。鄉試系省一級的考試，凡考中者即為舉人，便可參加會試。

科舉取士原本是漢族地區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這一制度始創于隋唐時期，迨至明初形成以八股文應試的制度。清王朝在入關以前，即已對科舉取士的做法進行過嘗試，天聰三年(1639)九月舉行“考取生員”的考試，諸貝勒以下及滿漢蒙古家所有生員，俱令考試，家主不得阻撓。

凡考中者得脫奴籍(清開國時大量掠奪漢人為奴)，“俱免二丁關役，并候錄用”(有二百人考中)。天聰八年(1634)三月再次考取二百二十八人。同年四月又進行選拔舉人的考試，滿洲人旗的剛林、敦多惠、查布海、恩格德及漢人齊國如、宜成格、朱燦然、羅銹錦、梁正大、雷興、馬國柱、王來用，蒙古人俄博待、蘇魯木等十六人成為清王朝的第一批舉人，“各賜衣一襲，免四丁，宴于禮部”，此為八旗后。順治元年(1644)十月三十日，順治帝在皇極門頒詔，表示要沿用明代科舉取士之制，每三年開科一次，仍于辰、戍、丑、未年舉行鄉試，子、午、卯、西舉行會試(選拔進士)。對以騎射為本的旗人，直到順治八年(1651)才開始實行鄉試、會試之制。由于當時尚未實現一統，八旗子弟不逞文治，應試者寥寥無幾，錄取名額比應試人有時還要多，故八旗科舉時停，迨至康熙十五年(1676)才開始步入正軌。

八旗科舉同一般科舉有很大差異，無論是鄉試還是會試，第一場要先考騎射，只有騎射通過才能進入以后的考核，而且還要加試滿文或蒙古文。鄉試錄取名額屢有文化，順治八年定為滿洲、漢軍各五十、蒙古二十，此后錄取名額則有所減少，至乾隆九年(1744)定為滿洲、蒙古各二十七名，漢軍二十名，遂成定例。地試錄取名額則降至名四人(滿洲、漢軍原為二十五，蒙古原為十)。

盡管八旗子弟“專重騎射，不以文事爭能”，但由于八旗兵額有限，基本上保持在十萬左右。

而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壓力使得越來越多的旗人子弟得不到當兵的機會，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開始步入考場，尤其是那些就讀于咸安宮官學、八旗官學的子弟，更是把參加科考作為一個步入官場的重要途徑。據朱壽朋統計，自順治八年至乾隆戊子科(乾隆三十三年)之前，出身科第且飛黃騰達的旗人子弟就有七十五人，其中有名聲顯赫的有范承謨(隸漢軍鑲黃旗，順治八年進士，曾任福建總督，死于三藩之亂)，阿克敦(隸滿洲正藍旗，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曾任《大清一統志》、《大清會典》、《八旗通志》等著作副總裁)，尹繼善(隸滿洲鑲黃旗，雍正元年進士，歷任兩江總督、陜甘總督、軍機處大臣)。

八旗子弟中，目不識丁者比比皆是，許多人既不識漢字，亦不會說滿語，不學無術，自順治元年清軍入關，定鼎中原，從龍入關的八旗勁旅就處于漢民族的包圍之中，漢語在交往中顯示出重要地位，滿語則因其使用機會減少而漸被廢棄。盡管清朝統治者竭力提倡使用本民族語言，但在實際上仍無法改變滿語日漸滅亡的局面。據昭(木連)在《嘯亭雜錄》中所記，乾隆時期宗室貴族多不會說滿語，一次乾隆皇帝“召見宗室公，寧盛額不以國語應對”，“因增應封宗室及近支宗室十歲以下者以小考”。每年“十月中，欽派皇子、王、公、軍機大臣等，親為考試清語、弓馬，諸宗室視其父爵，列次考試。其優者，帶領引見，上每賜花翎、緞匹以獎勵之;其劣者，停其應封之爵以恥之”。把是否掌握本民族語言，作為能否襲爵的條件，這本身就足以反映出問題的嚴重。

和珅精通滿、蒙、漢、藏四種語言文字，對《四書》《五經》亦能倒背如流，寫八股文也是輕車熟路，然而命運之神卻同他開了一個玩笑，在戊子科鄉試中竟然名落孫山。

自開八旗科舉以來，鄉試的錄取名額一直在減少，乾隆九年所定的名額只是順治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五，而應試者卻比以前大為增多，這就使得一些有才華而非顯赫家庭的子弟難免落第的厄運。對考官來說，總要把有限的名額用來“納結權貴”，“其間未必盡納賄”，量在權衡取舍時，“爵高者必錄，爵高而黨羽少者乙之，財豐者多錄，財豐而名不素者又將乙之”。因而自清初以來，因次科考“所中大臣子弟居多”。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在權貴云聚的帝都實在多如牛毛，或許這正是和珅落第的真正原因。盡管科舉考試并不是八旗子弟入仕的惟一途徑，然而落第畢竟使得相當自負的和珅極為不快，以至留下“翻悔歸來增悵怏，人間誰復是知音”的詩句，但和珅并未因此而自暴自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