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建立后，從皇帝到君臣，時時不忘秦朝亡國的教訓，與民休息，無為而治。這無為最終是為了有為，是為了延續漢室的江山。不過，統治者有這樣一番心思，老百姓還是因此得了不少好處。

漢朝這番策略，最終贏得了太平盛世——文景之治。史書上說，文景時期采取的是黃老之術，黃即黃帝，老即老子，是一種以德化民，使民自化的統治術。這里的德卻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無為而無不為。實在來說，這種境界和儒家的“仁政”有異曲同工之妙，卻比之更高一個檔次。后世很多皇帝，采儒家學說，號稱“以仁為本”，很多時候宣傳是一套，做起來又是一套，說得天花亂墜，自己卻錦衣玉食，后宮三千，窮奢極欲。

漢文帝卻不是這樣，他的愛民決不是表面功夫。《漢書·文帝紀》里面錄了很多文帝時的詔書，今天讀來，仍不免感嘆，文帝實為忠厚長者。

有一條詔書這樣寫道：“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憫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春暖花開，萬物復生，后世的許多君主這時想到的不是出巡，就是游獵，要么就是躲在后宮里和嬪妃美人廝混，忠厚的文帝，這時想到的卻是百姓中的鰥寡孤獨之人。想到自然界一片欣欣向榮，他們卻無以為樂，于是下詔慰問。

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丐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徭費以便民。”中國的皇帝是天子，居于萬民至上。不過，號稱天子也有好處，皇帝之上，還有蒼天存在。皇帝若是德行不夠，或是做了什么錯事，蒼天就會降下災異加以警告。如此一來，皇帝雖尊崇無比，卻不敢太過無法無天。文帝說：“天下治亂，在予一人。”這是很負責的態度。既然天下是我家的，治還是亂，那就得我負責。現在發生了日食，說明我的德還不足。德不足，那就繼續修德，務要對得起蒼天，對得起黎民。所以，文帝下詔讓臣下上諫約束自己的過失，并減徭費以惠民。

文帝十一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這個詔書依然寫得甚是謙恭，毫無怨言。老百姓過得不好，那是我皇帝做得不夠，絲毫沒有把過錯推到老百姓自己頭上，更沒說老百姓是懶惰的刁民。只說農民活得太苦，當官的不懂得體察民情。于是，減稅安民。

觀《漢書·文帝紀》，類似的詔書比比皆是。這些詔書大都寫得很實在，很誠懇，沒有一點官樣文章的虛偽。當然，我們也可以齷齪地設想，文帝這些詔書是在收買民心，實際可能并不是這么回事。不過，收買民心，能做到這個份上，即或放在當今，也是老百姓歡迎的。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當了幾十年皇帝，宮殿、用度不增，這對一個皇帝來講，實在太難能可貴。彼時，是家天下的時代，天下是一家之產。文帝這個家長卻不搞特殊化，體諒民情，節儉開支，藏富于民，繼位的景帝受他影響，繼續此政策，最終取得了彪炳史冊的“文景之治”。《漢書》作者班固，在《文帝紀》結尾由衷地贊嘆：“嗚呼，仁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