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文帝堅持高調反腐的一生中，最令他引以為傲的就是破天荒地發明了“釣魚執法”的反腐“高招”。

同樣是頭頂巨大榮譽光環的帝王，隋朝開國君主隋文帝楊堅歷來被人們認為是一位較為賢明開化的君王，經過他前期的治理，隋王朝在短期內出現了難得的富庶和安定局面，所有這些，與楊堅鐵面肅貪的措施不無關系。

他積極強化對官員的監督，《隋書》中有記載，楊堅曾讓親信“密查百官”，發現貪腐行為便嚴懲不貸。

隋文帝在任期間，曾經有過一次罷免河北52州貪官污吏200人的記錄，導致了河北官場“整體淪陷”的局面。

在隋文帝堅持高調反腐的一生中，最令他引以為傲的就是破天荒地發明了“釣魚執法”的反腐“高招”。

隋文帝在任期間，曾命令人悄悄把金銀財寶以及絲綢和南方出產的緞子送給一些大臣和官員，以此來衡量一個大臣和官員是不是有貪賄行為。

假若某個大臣接受了金銀財寶等錢物，不但以貪賄罪處理，甚至還面臨在朝堂之上當著其他大臣的面被砍下頭顱的風險。

隋文帝用這種“釣魚執法”的反腐高招，搞得滿朝文武膽戰心驚，如履薄冰。

在開皇十三年(即公元593年)，隋文帝曾暗中派人向一些他認為可能有貪腐行為的官員行賄，晉州刺史、南陽郡公賈悉達，顯州總管、撫寧郡公韓延等官員都中了隋文帝的“計”而被砍頭。

這種“釣魚執法”的手段簡單而直接，卻成績赫然，受賄官員面對的風險如此之高，鋌而走險者自然望而卻步。于是，隋初的貪腐之風也就此基本禁絕。

朱元璋時代，貪污殺頭的起刑點是60兩白銀，如果按照購買力折算的話，相當于如今1200元人民幣。

相比前兩位皇帝登基前的身份，朱元璋出身于布衣，可謂白手起家，這多多少少也使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多了幾分跟出身相關的“特色”--殺人，就是這位平民皇帝在任期間最大的反腐手段。

朱元璋時代，貪污殺頭的起刑點是60兩白銀，如果按照購買力這算的話相當于如今1200百元人民幣，這樣的重典治腐可謂中國歷史上登峰造極的一景。

有一次，朱元璋發現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關系拍馬屁求“上進”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對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進行調查。

結果發現從上到下貪污腐敗現象極其嚴重，他立即詔令天下：“為惜民命，犯官吏貪贓滿六十兩者，一律處死，決不寬貸。”

由于明初的中書省下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中大量留用元朝的舊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這些人貪贓枉法的現象非常嚴重。朱元璋為此下詔，聲稱從地方縣、府到中央六部和中書省，只要是貪污，不管涉及誰，決不心慈手軟，一查到底。

這樣的酷刑治貪下，也直接導致了明初官場風聲鶴唳，甚至出現了一些手戴枷鎖的官員審案的情況發生。

后來，為解決官員因涉貪而“青黃不接”的困境，朱元璋還專門成立了培養人才的國子監，為年輕讀書人提供入仕升遷的機會。朱元璋對這些新科進士和監生厚愛有加，還經常教育他們要盡忠至公，不為私利所動。

然而，洪武十九年，朱元璋派出大批進士和監生下基層查勘水災，結果發現有141人接受宴請，收受銀鈔和土特產品，朱元璋的做法是全部殺頭，一個不留。

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朱元璋“總結”了他多年的反腐經驗和成果，編撰了整肅貪污的綱領--《大誥》。

這部耗時近兩年時間編纂的刑典，堪稱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嚴格的治腐法典，書中對朱元璋親自審訊和判決的一些貪污案例成果進行了詳細的記錄，書中還闡述了他對貪官的態度、辦案方法和處置手段等內容。

朱元璋甚至還下令，國內必須每戶有一本《大誥》，如果沒有，將治欺君之罪。

然而，面對這樣的嚴酷治腐方式，朱元璋貌似仍不解恨，他認為，如果僅僅是斬首就太便宜貪官們了，后來他規定，如果官員犯貪污罪被斬首的，處死后還要將官員剝皮添草以示眾。

為了便于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的廣場邊設立一座土地廟，將腐敗官員剝皮的刑場就放在這里，民間因此稱此廟為“皮場廟”。貪腐官員被處死，皮剝下來后，用草填充，制成“貪官標本”并懸掛起來，“使之觸目驚心”，以此警示官員要廉潔自律。

那時，還沒有萬能的“抑郁癥”可供涉貪官員們使用，雍正也根本不信任何試圖脫罪的理由，他親自下旨，要自殺的官員家人承擔賠償，還不起就抄家。

歷史發展到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腐敗也隨著經濟、文化等發展達到登峰造極的階段。在當時的清朝官場之中，官員們將之稱為“陋規”并明碼標價確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