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順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皇帝由于長期的足疾導致病毒侵入體內與世長辭，按照周歲計算此時的英宗36歲，不到37歲，對比現代的標準他還處在青年期，但我們的皇帝已經歷經了人世間的太多滄桑，從天堂到地獄、從地獄再到天堂，對于我們的皇帝來說天堂與地獄已經沒有區別，他需要的更是一種心境，在追逐這種心境的過程中我們的皇帝獲得的除了寂寞還是寂寞。

從1436年至1464中國的政治滑過二十八年，這二十八年普遍被后世認為是明王朝一個動蕩時期，因為這個時候的明王朝面臨著民族危機，發生了皇位更迭問題，還有一系列人事上的非正常變動，但我們從更客觀的角度來考慮，這二十八仍舊是沿著仁宣兩朝的慣性往前運轉，大的時代還沒有來臨，外部動蕩更理性的講只是草原跟農耕的一種例行性碰撞，只是由于一些偶然性事件使得這種碰撞被放大。皇位的更迭和中樞的變動也是在紫禁城內進行，并沒有發生大面積的波及，更多的人只是平平淡淡的生活。大的外患并沒有發生，但一個不能令人忽視的內憂卻在悄悄成長，這就是流民問題。

正統五年是正統年間的一個分水嶺，隨著太皇太后張氏的離世，王振正式走向前臺。后世多責備英宗昏饋，三楊無所作為，但人們都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王振在某種程度上是實行皇帝的意志。已入暮年的三楊已不具備領導中樞的能力，王振除了跋扈以外，他并沒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不僅如此，正統朝王振還有一些亮點。他禁止宦官出去采購、騷擾民間，解決了宣德朝的一大弊病，他對流民問題、侵占田地問題、皇帝的教育問題、宮中禮儀問題、帝國的安全問題也傾入了更多的關注。但這些并不能將他塑造成一個多么偉大的人，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宦官，在皇帝缺政和文官羸弱的情況下他暫時發揮主導性作用，即使沒有土木堡事件，王振最終也會退出帝國的舞臺。

明初的皇室向來都有尚武傳統，朱瞻基雖然改變了朱棣對外征伐的策略，但是對巡游、圍獵等事情毫不放松。到了正統年，皇帝似乎又拾起了朱棣的策略，三次大舉征討麓川，到了瓦剌犯邊的時候隨即親率大軍出塞炫耀武力，這些都是正常的事情，若不是后面遭遇慘敗，沒有人會對皇帝的行為表示譴責。

但是明王朝從前宋那里吸取了教訓，他們對外族一直持敵視、拒不談判態度，這些都使得土木之災后的局勢被放大成了一個舉國哀悼的事情，他們并不明白關外的那些瓦剌人實際上只是想經常性的獲得一些物資而已。

土木堡事變后在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于謙的主張下重新擁立了一個皇帝，雖然這一行為有違儒家禮法，但在那個人心亂糟糟的時候的確起到了穩定人心的作用，它更是對瓦剌發出的一個強烈信號，那就是這個王朝不會因為皇帝被俘而放下姿態談判，不僅如此，在明末那個形勢更加危卵的情況下，這個王朝依然堅持它的獨立操守。

所以我們不應該對文臣們廢立皇帝一事過于求責，也正是明王朝不留后路的態度才使得英宗皇帝在付出極小代價情況下能夠順利回歸。

英宗時代中國歷經了三朝，但從更客觀的角度來講，這三朝更可以認定為一朝，它始終貫穿于朱祁鎮這條主線。在他還不具備成熟處事能力的時候，他是任用王振為擋箭牌。當他第二次君臨天下的時候，他更樂意于看下面的人斗來斗去，他就像一個隱藏在幕后的人，平靜的觀察、主導著一切。的確，正統到天順的二十八年，明王朝開始出現一系列危機，但最終仍是平安度過，這里故有體制方面的原因，但也同時跟朱祁鎮處理復雜政事的能力有關。

在自己少年的時候他懂得如何用王振保持朝堂上的平衡，在土木堡事變后自己被俘，他懂得如何以不卑不亢的姿態跟也先周旋，如何取得對方的認可來保證自己的生命安全，在回到北京后自己更是小心翼翼的生活，在天順三年和五年他毫不猶豫的剪除了那些對帝國有威脅的人，處理完了那些令人心煩意亂的人后，他便開始培養和任用一批廉潔奉公、兢兢業業之人作為帝國的未來。

我們的天子還是一位勤政的人。他每天五鼓起來拜天、朝廟，接著便是批閱奏章和舉行朝會，如此繁復禮儀和繁雜的工作他都認真的去做，甚至比他的臣僚做的還要好。他衣食從不挑剔，經歷了一年大漠的生活，奢華在他眼里已是浮云，他更追求一種平淡如水的生活。

后世人看英宗更樂意提及的是他那善良的秉性，他釋放了被關押達56年之久的建文帝幼子，他臨死之前廢除了殉葬，他對國內的流民始終采取安撫的措施，他對自己弟弟的家屬還很優待，甚至在朱祁鈺病情轉好后他還面露喜色，自己的配偶錢皇后雖然并無子嗣，但英宗始終如一的對待她。對待平民英宗皇帝也繼續強化洪武皇帝制定的優老政策。

英宗所在的二十八年我們理不出頭緒，雖然有不少國章典故，但并無大的朝政得失。英宗并不是一個昏聵、無主見的皇帝，他更是一個復雜、難以捉摸的皇帝。在他身上體現了決絕與猶柔、勇敢與怯懦、隨和與專制、擴張與內省，他必然帶著這些特點走完他復雜而又矛盾的一生。

正統到天順表面上吵吵鬧鬧，實際上并無大事可記，只好算在是亂亂糟糟、平平淡淡的二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