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毅宗朱由檢(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異母弟，母為淑女劉氏。于1622年(天啟二年)年被冊封為信王。1627年-1644年在位，年號崇禎。

朱由檢位后大力鏟除閹黨，勤于政事，節儉樸素，并六下罪己詔，是位年輕有為的皇帝。在位期間農民起義猖獗，關外清朝勢大，已處于內憂外患交集的境地。1644年，李自成軍攻破北京后，于煤山自縊身亡，為江山社稷而死，遵守了明朝歷代皇帝“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祖訓，終年33歲，在位17年。

朱由檢死后廟號毅宗、懷宗。清朝上謚號守道敬儉寬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南明弘光帝上謚號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葬于十三陵思陵。

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天啟七年)死后，由于沒有子嗣，他受遺命于同月丁巳日繼承皇位，時年十八歲。第二年改年號為“崇禎”。朱由檢即位后，面對著危機四伏的政治局面，殷切地尋求治國良方，勤于政務，事必躬親。與前兩朝相比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朱由檢一生操勞，旰食宵衣，每天夜以繼日的批閱奏章，節儉自律，不近女色，天天生活在操勞、恐懼、痛苦、煩躁與焦慮之中。崇禎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臨時傳免早朝，竟遭輔臣的批評，崇禎帝連忙自我檢討。曾一度使明室有了中興的可能。

同時朱由檢大力清除閹黨。天啟七年十一月，朱由檢抓準時機鏟除了魏忠賢的羽翼，使魏忠賢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然后一紙詔書，貶魏忠賢鳳陽守陵，旋之下令逮治。在其自縊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間。此后，將閹黨二百六十余人，或處死，或遣戍，或禁錮終身，使氣焰囂張的閹黨受到致命打擊。平反冤獄，重新啟用天啟年間被罷黜的官員。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予尚方寶劍，托付他收復全遼的重任。與前兩朝相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

朱由檢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為。但因矛盾叢集、積弊深重，無法在短期內使政局根本好轉。他增加賦稅，增調重兵全力防范雄居東北的后金政權和鎮壓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軍。因對外廷大臣不滿，朱由檢在清除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給予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鎮，凌駕于地方督撫之上。甚至派宦官總理戶、工二部，而將戶、工部尚書擱置一旁，致使宦官權力日益膨脹，統治集團矛盾日益加劇。無奈中，他不斷反省，四下罪己詔，減膳撤樂，但最終無法挽救明王朝于危亡。

崇禎帝朱由檢知道這些都是“馬后炮”，不予理睬，低頭在御案上寫了十二個字，讓站在旁邊的司禮監太監王之心看了一下，隨即抹去。據說，其中六個字是“文臣人人可殺”，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壞在這幫文臣手中的。

艱難的最后時日

對于朱由檢而言，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的前半個月，是艱難的最后時日。在征調各方“勤王”之師的同時，還得籌措軍餉。辦法之一是，凡是押在監獄的犯罪官僚，可以用捐獻軍餉來抵贖他們的罪狀;辦法之二是，凡是皇親國戚、高級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獻軍餉。前者似乎有一點效果，因為可以抵消罪狀，所謂“花錢消災”。后者卻收效甚微，因為那是平白無故的捐獻，只有皇帝身邊的太監頭目，例如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等，礙于情面，各自捐獻了五萬兩銀子。

其余高級官僚個個好像“鐵公雞”——一毛不拔。閣臣魏藻德僅僅象征性地捐獻了五百兩銀子，閣臣陳演在皇帝面前裝窮，表白自己一向清廉，從未索賄賣官，一兩銀子也不捐。那些皇親國戚們，富得流油，卻吝嗇得很，不肯為國出錢出力。皇帝派太監向他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募捐，周奎始終沒有松口，氣得太監拂袖而起，丟下一句話：老皇親如此吝嗇，大勢去矣！江山丟了，你積蓄財產還有什么用？

太監王之心是京都有名的富翁，皇帝當面向他募捐，才忍痛捐獻了一萬兩銀子。在宮廷中撈足油水的太監，為了躲避捐獻，紛紛使出渾身解數，在各自的房屋上貼出“此房出賣”的廣告，并且把古玩、雜物擺攤出售，好像已經窮到非典賣家當不可的地步了。這些皇家的奴才們，甚至大發牢騷，在宮門上寫打油詩：“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顯示出明王朝已經窮途末路，樹倒猢猻散，一點凝聚力都沒有了，依附于王朝而飛黃騰達的勛貴們，已經離心離德。他們不是沒有錢，而是對于王朝的滅亡無動于衷。后來農民軍攻占北京，對他們“拷掠追贓”，在嚴刑威脅之下，王之心拿出了十多萬兩銀子，陳演也拿出了四萬兩銀子，農民軍在周奎家抄出銀子五十多萬兩。

這是一個王朝行將滅亡的不祥之兆。

當此之際，朱由檢只能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方面有感于吏治的敗壞，向六部和都察院發去訓誡的諭旨;另一方面為了挽回民心，發布大赦天下的詔書，對他十七年的政績作了深刻的檢討：

——十七年來，遼東和中原的戰事，調兵措餉，實在是不得已的事。連年征戰，賦稅加派增多，本意是想安民，結果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是朕的過錯;

——貪官污吏乘機巧取豪奪，刻意盤剝，造成民生困苦。朕深居內宮，不能體察，是朕的過錯;

——將領懦弱，士兵驕縱，不肯拼命殺敵，反而對百姓燒殺搶掠，視為仇敵。朕任用非人，致使毒瘡潰爛，是朕的過錯。

在嘆息痛恨、引咎自責之后，他向百姓表示，各路兵馬已經前來勤王，加派的賦稅已經免除，一切不便于民眾的事情全部取消，要開創一個新局面。希望跟隨李自成的牛金星、劉宗敏等人，乘機反正，一概赦免，不予追究。他還表示，動亂平定以后，一定任用賢能的人治國，改革從前的腐敗政治，和大家一起維新。

這些話流露出朱由檢企圖挽回敗局的急切心理，不能說毫無誠意，但畢竟為時已晚，無濟于事了。清初歷史學家談遷在《國榷》中評論道：這個詔書如果在去年發出，遠近臣民或許為之感動，如今形勢大變，災禍隨時都會降臨，離開都城一步都危險叢生，誰還會相信呢？

三月十二日，農民軍逼近北京郊區，朝野震動。朱由檢召集大臣詢問對策，大家都束手無策，只說些無關痛癢的話，例如關閉城門、禁止出入之類。次日，他再次召開御前會議，大家一言不發，他氣憤之極，大罵兵部尚書張縉彥瀆職，張縉彥索性摜紗帽，乞求罷官。這種精神狀態，除了坐以待斃，還會有什么出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