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是令中國人永世懷想的一個偉大時代。

在這個時代里，人民安居樂業(yè)，歌舞升平，皇帝溫良慈善，百官恪盡職守，米缸里裝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里生長著綠油油的疏菜，男人雄渾大氣，女性柔美端莊……總之，這樣一個近乎于傳說中的美好時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先生一手創(chuàng)造出來的，所以他在中國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氣壯的占據(jù)了首位。

但這一切，卻只不過是一個拙劣的騙局。

首先，壓根就沒有什么貞觀之治--貞觀是有的，貞觀只不過是李世民時代的年號，但“之治”這怪東西真的沒有。之所以人們認為有，一來是李世民自己的刻意宣傳，二來呢，人們真的希望能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有一個偉大的帝王，由他老人家勤勤懇懇的替大家創(chuàng)造一個坐享其成的舒服時代，這種愿望符合人類的懶惰天性。

其次，就算真有什么“貞觀之治”，那也跟李世民沒得關系--任何一個美好的時代，都是由民眾自己創(chuàng)造的。從規(guī)律上來說？只要當時的領導人少跟老百姓添亂，別今天弄出來個指示，明天搞出來個精神，后天又琢磨個講話強迫老百姓放下鋤頭去學習，只要當領導的別太缺德，放手讓老百姓建設自已的家園，用不了多久，就會搞出來一個“之治”來的。

歷史上，舉凡領導人陷入政治斗爭，手忙腳亂之際顧不上禍害老百姓的時候，都會有一個“之治”的時代到來。

所以從理論上來說，縱然是真的有什么貞觀之治，那也跟李世民本人沒有任何關系。

到了李世民的下任，唐高宗李治的時候，忽然有一次，李治心血來潮，問戶部尚書高履行：老高啊，去年咱們國家，增加了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說：去年的人口增長，同往年一樣的，還是十五萬戶。

李治問：你的意思是說，自打貞觀年以來，咱們國家每年的人口增長，都是十五萬戶嗎？

高履行道：然也。

李治又問：那咱們國家，現(xiàn)在有多少人口了？

高履行道：三百八十萬戶。

李治掐指一算：嗯，現(xiàn)在有三百八十萬戶，貞觀之治一共是二十四年，每年人口增長十五萬戶，二十四年的增長人口數(shù)目就是三百六十萬戶……我操老高，不對啊，這個意思就是說，貞觀之治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口總數(shù)不過是二十萬戶……不會吧？

高履行道：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李治有點醒過神來了：我靠，啥貞觀之治啊，純粹是忽悠人，所謂貞觀之治，不過就是讓人民群眾狂生孩子罷了……對了，大隋開皇年間，有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當時的戶口總數(shù)，是八百七十萬戶。

李治大驚：老高你啥意思？你莫非說……是說隋唐改朝稱代，把全中國人的幾乎殺光光了嗎？

高履行：陛下你別冤我，這話是你自己說的……

李治尋思了半天，又問道：老高……那隋開皇時，生產(chǎn)的糧食有多少？

高履行道：當時的糧食，足夠八百七十萬戶吃五十年的……

李治大驚：當時有這么高的生產(chǎn)力嗎？

高履行道：怎么就沒有？糧食都生產(chǎn)出來了，你還有什么疑問？

李治道：這個這個……我明白了，我爹的貞觀之治，就是帶著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口，狂吃人家足夠五十年吃的糧食……明白了，貞觀之治，就是你拿刀子把人砍光光，然后慢慢吃人家產(chǎn)出來的糧食，這個就叫之治了……

關于這段對話，在《資治通鑒》中寫得明明白白，即使我們把這段話打上八成的折扣，也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隋唐之戰(zhàn)，看似波瀾不驚，實則是恐怖到了極點--天底下的老百姓，幾乎要被殺絕殺凈了，余下來的人口，尚不足大隋開皇年間的十分之一。而大隋時代抓革命，促生產(chǎn)，生產(chǎn)出來的足夠全天下人食用五十年之久的糧食，就構成了李世民貞觀之治的經(jīng)濟基礎。

退一萬步說，就算是大唐貞觀年間的人口并沒有少到如此恐怖的程度，那也不可能達到隋開皇年間的百分之五十，而這就意味著，隋帝國時代已經(jīng)為他們準備了足足一百年的糧食--大唐帝國不過是一只趴在米缸上的特大號老鼠，等把這些糧食全都吃光光，帝國也就稀哩嘩啦分崩離析了。

總而言之，史家通過這段記載，偷偷的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秘密：貞觀之治與李世民沒任何關系，任何人，哪怕是讓隋煬帝再回來，也同樣會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礎之上，坐享“之治”的社會福利。

這段話的另一個意思是說：人民的福祉與帝王的基業(yè)沒得絲毫關系，而只與人口的數(shù)量成反比，人口越多，資源越是緊缺，就越是沒得法子“之治”，而通過戰(zhàn)爭的手段將人口削減到一個理性的數(shù)字之后，“之治”就自然而然的到來了。

所以帝王的歷史價值，不過是窮兵黔武，想出最精妙的法子，砍光過于膨脹的人口而已。

單只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世民他還算是稱職的。

然而話又說回來，既然貞觀之治這里壓根不需要李世民，那么李世民他又活個什么勁呢？

這個答案，伴隨著徐小妹的身世之謎，于貞觀二十四年脫穎而出。

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績一直為后世所傳頌。唐太宗即位后，因親眼目睹隋朝的興亡，所以常用隋煬帝作為反面教材，來警誡自己及下屬。他像孟子一樣，把人民和君主的關系比作水與舟，認識到“水則載舟，亦則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選賢任能，從諫如流。他唯才是舉，不計出身，不問恩怨。在文臣武將之中，魏徵當過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舊臣，曾議請謀殺太宗;尉遲恭做過鐵匠，又是降將，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勵臣下直諫，魏徵前后諫事二百余件，直陳其過，太宗多克己接納，或擇善而從。魏徵死后，太宗傷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鏡矣。”

太宗在經(jīng)濟上特別關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實行均田制與租庸調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樂業(yè)。在文化方面，則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士大修諸經(jīng)正義和史籍;在長安設國子監(jiān)，鼓勵四方君長遣子弟到來留學。此外，太宗又屢次對外用兵，經(jīng)略四方，平東突厥、定薛延陀、征高句麗、聯(lián)姻吐蕃、和高昌，使唐之國威遠播四方。太宗則被西北諸國尊為“天可汗”，成為當時東方世界的國際盟主。

總之，在太宗執(zhí)政的貞觀年間(627年-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現(xiàn)了一個政治清明、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安定、武功興盛的治世，史稱“貞觀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