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三國故事，最糾結最悲情的恐怕是“揮淚斬馬謖”這一出。馬謖不可重用，劉備早就看出來了，諸葛亮眼光不在劉備之下，為什么還是違背了蜀漢公司前任老總的遺囑，將馬謖推上了業(yè)務第一線，委以最重要的大任呢？

如果簡單地歸咎于諸葛亮用人不明，無論是從史學研究，還是從人力資源研究來說，都不免簡單粗暴。一個經(jīng)理人用人，不光是受自己眼光的局限，同時也會受到客觀環(huán)境、競爭對手對比等諸多因素的局限，有時候一些措施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

我們且從街亭之戰(zhàn)前后的客觀形勢，以及蜀漢的人力資源配置來看這起事件吧。

讀《三國演義》第九十六回就知道，諸葛亮在殺馬謖的前后，其心情極其糾結，具體情況不用再描述，看原著：

須臾，武士獻馬謖首級于階下。孔明大哭不已，蔣琬問曰：“今幼常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為馬謖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今果應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

劉備生前對于諸葛亮的囑咐不是小說家之言，確實是史有記載的，在《三國志》中，劉備的原話就是“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既然諸葛亮已經(jīng)得到預警，馬謖不能重用，為什么最終還是違背了前任老總的生前囑托，將馬謖安置在最重要的戰(zhàn)場上呢？

俗話說，形勢趕不上變化。創(chuàng)業(yè)的環(huán)境和人才的任用，永遠都不是靜態(tài)的，劉備死前的囑托，可謂此一時，到諸葛亮北伐，又所謂彼一時。哪些人力資源該用，該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時候，都隨時在變化。

劉備去世的時候，是公元223年，當時正好是在大敗給孫權退守白帝城之后，蜀漢遭受重挫，但人力資源尚算充沛，或者說還沒有凋零到很難看的地步，哪怕在敗兵之際，居然還有向寵這樣的能人，手下士兵沒有一個損失的，劉備稱之為“能”。這個時候，在劉備心中人力資源分布圖的第一線位置上，還沒有馬謖，當然，他也不是完全否定馬謖，只是覺得“不可大用”，言下之意就是馬謖此類人最多只能放在后備庫存里，不讓他閑著，也不讓他接力。

然而，形勢永遠在變化。等到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時候，距劉備去世已經(jīng)五年，那是公元228年，蜀漢公司的人才經(jīng)歷了又一波凋零。況且這些人才大多不是本地產(chǎn)的，大部分來自冀州、荊州和山東，沒了就是沒了，根本沒法補充，巴蜀之地的人口基數(shù)又少。就在這種情況下，在諸葛亮的心中，馬謖的位置，從劉備框定的后備人才向前推移到了第一線人才的位置。不是諸葛亮不把前老板的話放心上，而是手頭能用的人力資源在減少，用著用著，自然就輪到馬謖了。

而且，諸葛亮將馬謖置放在街亭這樣的戰(zhàn)略要地，也不完全是在冒險。諸葛亮對街亭前線的布置已經(jīng)極其周密，指揮官只需按部就班地操作，應該問題不大。可以說，這項業(yè)務雖然重要，但懸念不是很大，總部的圖紙都已經(jīng)畫好，按原計劃進行即可。而且，馬謖擅長軍事理論，放在這個位置上，不算唐突，至少他會看圖紙，懂業(yè)務吧。

諸葛亮的失算之處不在于未料到馬謖無能，而是未料到馬謖逞能。馬謖不是那種公司總部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的乖乖仔，喜歡體現(xiàn)個人的智慧，《三國演義》對于他違背軍令的情狀頗多夸張描寫，但基本事實還是符合史實的，“謖違亮節(jié)度，舉動失宜”，本來不用你動腦筋，偏偏你要動腦筋，結果壞事。

在人才捉襟見肘之際，不得不把后備力量馬謖拿出來，放的位置也不算太冒險，諸葛亮用人的心思，還算穩(wěn)妥

當然，也不是完全無人可用，例如還有趙云、魏延等能人。不過，當時這些大腕也都有其他重要業(yè)務，魏延守漢中，趙云在斜谷道布置疑兵，佯攻敵軍，拖住曹真。這些業(yè)務的不確定性更大。

《三國志》記載劉備生前囑托諸葛亮不要大用馬謖，當時諸葛亮的態(tài)度是“猶謂不然”，對劉備的說法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諸葛亮這是在違命嗎？以諸葛經(jīng)理對于蜀漢公司的忠誠度而言，這應該是不成立的。諸葛亮畢竟是一個掌握全局的經(jīng)理人，尤其是在公司老總劉禪不成熟的時候，他一方面對于公司是忠誠的，另一方面，他又必須有自己獨特的人力資源概念，因為市場形勢時刻在變動，對于人才的態(tài)度有異議，不等于沒有忠誠度。諸葛亮之所以重用馬謖，一方面是人力損耗之后必須補充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諸葛亮以發(fā)展的眼光看待馬謖的成長。馬謖本來是塊好料，可能在劉備的時候，還沒有完全成長起來，時過境遷，到北伐的時候，馬謖或許已經(jīng)超越了劉備對他鑒定上的限制。要知道，劉備去世的時候，馬謖還不到35歲，成長空間不小。

馬謖本人其實也很努力，一直在改變老板對他的看法。有一個例子足以說明問題。公元225年，諸葛亮南征孟獲，這是劉備死后，諸葛亮獨立做的第一項業(yè)務。這個時候，和諸葛亮能貼心的，就是馬謖同學。他一路送諸葛亮出征，不只是送出成都城，也不只是送出四川，而是幾乎送到了前線，“亮征南中，謖送之數(shù)千里”，跟著跑了幾千里，這哪里是相送，簡直是一起上第一線做業(yè)務。

馬謖此番相送，是動了心思的，想顯示自己的才能，證明劉備對自己的判斷是失誤的。劉備對于諸葛亮的囑托，馬謖未必知道，但態(tài)度還是能感覺得到的。終于，馬謖以自己的智慧動搖了諸葛亮對于劉備遺囑的堅持，并獻策說：“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愿公服其心而已”。馬謖的“心戰(zhàn)”可以說左右了諸葛亮的南征策略，七擒孟獲的佳話后面，顯示著馬謖智慧的光輝。

此次策劃，讓諸葛亮覺得馬謖是可大用的。劉備當時的囑托固然有道理，但人畢竟是在成長的，人才也在發(fā)展，劉備的話沒有錯，但只能管一時一地。守衛(wèi)街亭的重任交到馬謖手里，其實也是諸葛亮以發(fā)展的眼光看待人力資源的成長。

只是想不到的是，馬謖是發(fā)展了，成長了，卻還只是在參謀才能上發(fā)展，執(zhí)行力卻仍然停留在當年劉備所鑒定的水準上。做業(yè)務，能出點子是一回事，執(zhí)行力又是另一回事。參謀型人才未必是指揮型人才，當年張良能“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但張良早年自己帶兵創(chuàng)業(yè)時，卻也是一塌糊涂，被打得東奔西散。

對于“揮淚斬馬謖”這事，歷來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因為不整肅軍法不足以服人，明顯利大于弊。

但是，史學家也有持商榷態(tài)度的，最有名的是東晉史學家習鑿齒。習鑿齒本身是諸葛亮的粉絲，一直很維護諸葛亮的形象，但在對待馬謖這件事上，卻有意見。他認為諸葛亮殺馬謖“豈不宜哉”，是很不合適的。原因在于蜀國弱小，和魏國相比更是顯得人才稀缺，“才少上國”。殺馬謖分明是“殺有益之人”。這樣不珍惜，你諸葛亮北伐不成功也是活該。習鑿齒是襄陽人，馬謖也是襄陽人，是不是替老鄉(xiāng)喊冤呢？只能靠猜了。

其實，馬謖未必是如小說所言被砍頭，《諸葛亮傳》里說是殺了馬謖，但馬謖的傳記里，又說是下獄而死，“下獄物故”。哪個是準確的？下不了定論，但肯定是被廢掉了。

史學上的爭論，一直都會有，畢竟我們不在第一現(xiàn)場。但是，從人力資源的角度看待馬謖事件，似乎可以明白一個道理：對于人才的鑒定和使用，往往會受很多客觀因素的干擾，這些因素有時候強大到主管人無法左右的地步，哪怕神機妙算如諸葛亮也如此，因此，人力資源這個概念，永遠是動態(tài)的，多方面的，而不是靜態(tà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