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長，這個活潑在明初政壇上的超重量級人物，有著惹人注目的多重身份：朱元璋的淮西老鄉;贊助朱元璋牟取世界的重要軍師和后勤補給官;明朝開國第一文臣，第一任宰相;明太祖朱元璋的兒女親家。這樣一小我，若何從歷史中謝幕的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殘酷的所謂胡惟庸謀反案稍稍平息之后，本來早已退休、77歲的李善長被人告密與胡案有關，“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誅之……善長子祺與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也就是說，除了李善長本人，他的妻、女、弟、侄四家有70余人被連累至死，獨一幸存的是他的兒子李祺。李祺因為娶了朱元璋的女兒，是駙馬，總算被賜恩免死，但也要和公主一路被發配。李祺的兩個兒子(應該尚屬少年)，實際上也是朱元璋的外孫，也因為沾公主的光，才沒有受這個慘案的牽連。

對任何一小我來說，如斯各種，都是奇慘奇酷之禍！

清初怪才金圣嘆被腰斬，臨刑前給家人寫信時說：“殺頭至痛也，藉沒至慘也，而圣嘆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李善長雖是明朝開國文臣第一，但肯定沒有金圣嘆這樣的才情，大禍臨頭時決然毅然寫不出這樣有幾分黑色幽默的“妙語”，然而有一點是清楚的，他遭此奇禍也是“無意得之”。不過，以他宦海沉浮數十年的閱歷，以他對“伴君如伴虎”這句名言的深刻體驗，我們有來由信任，在慘案暴來之前，李善長應該有一種強烈的不祥之感。否則，李善長就一定是一個白癡。

避禍無門的李丞相

李善長，安徽定遠人，和后來也做過丞相的胡惟庸是小同鄉，和朱元璋是大同鄉。按照《明史》的記載，這小我“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此處的用詞有些意思，“少讀書”，是說他受過一些基本的教導，而這種教導肯定是儒家的;下面又說他“習法家言”，即注解李善長不是平日意義上的儒生，那種儒生有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和受命于天的任務感，經常認為寰宇間有他這一號人物，就是來“上致君于堯舜，下救民出水火”的，而愛“習法家言”的人則往往世俗得很，他們熱衷于仕宦和富貴，并且為達目的經常不擇手段。

從史實看，李善長切實其實就是亂世中一個很世俗的人物，他有計策和手腕，愿望以此換得功名利祿，并蔭及子孫，而儒生常有的導君于正、匡扶社稷的理想，在其頭腦中，是相當稀薄的。

在李善長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時刻，他就是一個口袋里裝著錦囊的策士面貌。朱元璋問他，有什么辦法可以平定世界，他回答說：“應該向秦末大亂中起身的漢高祖劉邦進修，劉邦同樣是一介草民，但他開朗大度，知人善任，不亂殺人，僅僅五年，便成就了帝業。您是濠(今安徽鳳陽)人，距漢高祖的老家沛縣(今江蘇沛縣)不遠。山川王氣，就應在您身上，只要您效仿劉邦，世界一定是您的。”李善長是不是真的特別關心亂世中的人命，是值得質疑的，在我看來，他口袋里裝著的肯定不止一個錦囊，他之所以打開“不嗜殺人”這個錦囊，多半原因是他摸準了這個錦囊很對面前這位大志勃勃、一心要牟取世界的主子的脾胃。朱元璋果真大喜，讓李善長在軍中“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甚見親信”。“為參謀，預機畫”是做軍師，“主饋餉”是負責后勤補給。假如知道漢代蕭何就是靠為劉邦轉運糧餉而摘得第一功，進而榮升丞相，當能明白李善長對朱元璋奪世界所起到的重要感化。

李善長的這種重要感化，是獲得了朱元璋認可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說李善長雖然沒有在疆場上的軍功，但“給軍食，功甚大，宜進封大國”，乃授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除了這些，朱元璋更賜給李善長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長本人憑此鐵券，可以赦免兩次極刑，其子可以赦免一次。當時封公的六小我中，李善長名列第一，朱元璋揭橥的“嘉獎令”上，李善長被比作漢代的蕭何，其風光在洪武功臣中環球無雙。

這樣一個曾經位極人臣，而且照樣皇親國戚的大人物，怎么會落到身死族滅的地步呢？

外面的原由似乎是因為胡惟庸的謀反案。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發。李善長雖與胡氏同鄉，且李善長弟弟李存義的兒子娶的是胡惟庸的侄女，具有姻親關系，胡惟庸仕途自得，又主如果靠李善長的引薦，但在胡案初始階段，李善長并未陷入個中。御史臺缺長官，退休的李善長還一度被“拉夫”，暫時主持御史臺的事務。讓人無法料想的是，到了洪武十八年，“反臣”胡惟庸的腦袋早已“遷居”多年的時刻，忽然有人跑出來，揭露李善長的弟弟李存寄父子“實為胡黨”。這個時刻，圣恩雖仍如雨露，說“免死吧”，但對李善長來說顯然已危機四伏。洪武二十三年，已經77歲的李善長修房子，向信國公湯和借士兵300人干私活，湯和沒贊成還奏了一本。該年四月，李善長又為一個犯了罪的叫丁斌的親戚求情。按照常理，這在當時本來是一件并不大的工作，可不知何故又鬧到了朱元璋那里。皇帝命令審訊，而這個丁斌以前曾在李善長家辦事，很奇怪，他沒有就事論事，交待李丞相是如何為他請托免罪的，卻直往心驚肉跳的事上扯，即李善長家族與胡惟庸的瓜葛。明太祖先逮捕了李存寄父子，拷訊之下，總算拿到了最有“價值”的內容。

按《明史》記載，李存寄父子是這樣供認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親家李存義去游說李善長。李善長起先大驚，說這是滅九族的勾當啊。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長的老友去勸誘，說事成之后當封其為王，善長“不許，然頗心動”。后來胡惟庸親自出馬，善長“猶不許”。過了一段，胡惟庸又讓李存義去勸告兄長，李善長嘆了一口氣說：“我老了，等我死后，你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但僅此似乎還不足定案。很快，李善長家的幾個奴婢也紛紛告密李善長和胡惟庸的陰謀。“大逆不道”的罪名終于成立，有意思的是連老天也示意李善長該死了。《明史》上說，李善長剛剛被入罪的時刻，星相學家“言星變”，卜了一卦，說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須知，因天象的異變殺人，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傳統。唐末時，一個依附軍頭的權相，就是以這種來由來清除他不愛好的20多位同僚的，結果“朝班為之一空”。現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厭之的份兒上，還有何說？皇帝昔時親賜的那個可以免二死的鐵券，也成了一張廢紙……

開國丞相死在了一路“謀反案”上，看似有極大的隨機性，其實不然。讀史者不應疏忽一個重要的情節：李善長雖然位極人臣，但他是早在洪武四年就主動以身體不好為由申請退休了。那時刻，李善長只有58歲，本是政壇比賽的黃金年紀，而且，所謂身體不好如此顯然是藉詞，他已經活到了77歲，若非有人不想讓他再活下去，看樣子也還能享一段榮華富貴呢。

李善長主動退出權力場的原因何在？應該只有一個，精明過人的他早已看到了危險，他在最風光的時刻就已經想到了以韜光養晦來避禍。然而，李善長固然精明，但他不知道，對他而言，這一場滅頂之災，卻注定不是他主觀上想躲就躲得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