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和珅的財產一事并沒有皇帝在吳熊光奏折御批上的那么簡單，就在吳的第二份奏折呈遞的同時，另一份來自內務府的密奏也被送到御前，比起吳熊光這個從二品的布政使，這份奏折的三個作者卻都是皇室宗親，他們分別是肅親王永錫、貝勒綿懿和剛在2月12日履新的總管內務府大臣永來，這份奏折的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奏報在海甸查抄和珅及其同黨福長安花園財產的情況，并繕寫清單供呈御覽。與皇帝在吳熊光奏折上“即稍有隱匿寄頓其財物，總在民間，亦復何害”的寬容大度的御批完全不同，永錫等人在奏折中明確提到他們將“仍嚴飭該旗并派內務府、提督衙門番役留心密訪有無隱匿寄頓”的財物。皇帝在這份奏折上沒有任何批復，但顯然，他對這一切的處理表示很滿意。因為在同一日諭旨(當然是密旨)中，皇帝下令將“和珅、福長安花園內金銀器皿、銀錢、房間并內監交內務府入宮辦理”，而玉器、衣服、什物則“照例交崇文門分別揀選進呈”。

但這并不是查抄運動的終結，恰恰相反，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端而已，3月5日，內務府奏折(同樣是密折)又報告提督衙門交到查抄和珅家產案內折合庫平銀2833249.61兩，已交入內務府廣儲司內收訖。甚至到兩個月后的5月2日，定親王綿恩還在奏折中稱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劉全等家產，將查出的二兩平金33551兩和白銀3014095.33兩一同交給內務府廣儲司收訖，同時還表示對那些尚未追回的造車價銀也會“移咨內務府就近著追”。皇帝從來沒有像吳熊光奏折御批上的那樣寬容大度，他的眼睛始終盯在和珅的家產上，只不過，對像吳熊光這樣的漢人臣子來說，他們只要相信皇帝的寬容大度就足夠了，至于查抄家產這樣細致入微又隱秘審慎之事，當然應當交由肅親王永錫、定親王綿恩和內務府總管永來這樣的滿人親貴來辦才能讓皇帝放心。

那么皇帝為何對查抄和珅的家產如此傾心？難道真的是因為像后世筆記中所說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從史夢蘭的《止園筆談》到薛福成的《庸盦筆記》、歐陽星的《見聞瑣錄》、無名氏的《殛珅志略》，再到徐珂的《清稗類鈔》、天臺野叟的《大清見聞錄》，一份“和珅家產清單”通過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筆記在民間傳抄流行。在這份清單中，和珅成了毫無疑問的貪污之王。按照這份清單記載，和珅被抄家產共計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已估者二十六號，合算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伍千一百六十兩。

按照另一本《梼杌近志》中的統計，“其家財先后抄出凡百有九號，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已值二百二十三兆兩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號，論者謂以此比例算之，又當八百兆兩有奇”，是書更聲稱“政府歲入七千萬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之半額而強”，這也正是現在時下流傳的和珅家產達到8億，相當于大清國十余年財政收入的總和來源。

但經常被人忽略的一點是，《梼杌近志》這本書初版于1910年，并且被收入革命黨人胡樸安的《滿清野史》當中(胡本人可能正是這本書真正的作者)。所以對革命黨而言，這個天文數字般的貪污記錄更具革命文宣的功能：“甲午、庚子兩次償金總額，僅和珅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國恥與貪腐緊密相連，足以喚起民眾排滿之心。而和珅貪污8億兩的傳說，也由此擴散開來，成為今天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的不易之論。

那么，和珅的家產究竟有多少，考慮到檔案缺失的緣故，這個數字至今尚難計算。一份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名為《和珅犯罪全案》的檔案中包含一份詳盡的《預覽抄產單》，看似可以解答這個問題，但其真實性，經過馮作哲的嚴密考證，已經被證明是道光時代的產物，且其中收錄的上諭、折片錯漏百出。而這份所謂的《全案》，實際上恰恰是后世那些以訛傳訛的稗史筆記的源頭。

所以，唯一可信的史料，就只有上諭、參與查抄臣僚的奏折和內務府的折片，而這里面的數字加在一起，總數甚至不會超過兩千萬兩白銀，更保守的估計，則指出這個數字也許僅在一千萬兩上下——這恐怕是這位貪污之王真正的極限了。

真相誠然令今人失望，但在嘉慶時人看來，也是一個令人心悸的數字了，在清中葉時，戶部庫存最豐裕的時候，也只有800萬兩白銀左右。考慮到當時川陜白蓮教起事，朝廷連年征剿，大筆銀兩被投入到平弭內亂的無底洞中，所以和珅的這筆查抄財產，可謂久旱甘霖，足以為前線官兵再添助力。當然，前提是這筆錢確實被用在軍費開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