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皇帝給人的印象是“窩囊廢”。人們的這一印象當然不錯，筆者絲毫沒有為他“翻案”之意。對于光緒皇帝的優點，例如，他主張抗擊日本侵略，支持康有為等人維新變法，史家們已經說得不算少，筆者也不擬在此嗦。本文想說的是，在上述兩項優點之外，他還很有點見地，例如，他的新聞思想就算進步，領先于中國當時的時代潮流，對后世也不無借鑒意義。關于這一點，此前似乎還沒有歷史學家談過。

據說，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份中文報紙是1858年(咸豐八年)創刊的《中外新報》，地點在香港，內地人見不到。三年以后，傳教士伍德等在上海創辦《上海新報》，這是上海最早的中文報紙，不過，那其實是一種七天出版一次的周刊，半年后才改為三日刊。直到1872年(同治十一年)，英國商人美渣等人在上海創辦《申報》，中國內地才出現了第一份嚴格意義上的中文報紙。該報既登商業新聞，也登政治新聞，并且破天荒地發表“論說”。此后，中文報紙就一天天多了起來。

對《申報》的出現，中國統治者并不高興。早些年，我在倫敦檔案館里查到過一份照會。遞送者是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恭親王奕殿下，受件人是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其中引用了一段上海道臺給英國駐上海領事的公文：

查上海英國租界有英商美渣于上年創設申報館，所刊之報，皆系漢文，并無洋字。

其初原為貿易起見，迨后將無關貿易之事逐漸列入，妄論是非，謬加毀譽，甚至捏造謠言，煽惑人心，又復縱談官事，橫加謗議，即經職道函致英領事飭禁，未允照辦。

照會要求威妥瑪飭令英國駐上海領事：“凡不關貿易之事，不準列入《申報》。”

這是一份典型地表現了清朝統治者專制、橫蠻、愚昧的照會，也典型地表現了清朝統治者的新聞思想。在奕等人看來，報紙只能談“貿易”，其他新聞，均在不準之列;至于“妄論是非”，“縱談官事”，那就更加不準。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在北京創立強學會，發行《萬國公報》(后改名《中外紀聞》)，但不久就被清朝統治者下令封閉，強學會改為官書局，報紙也被改為《官書局匯報》。清廷規定：“皆譯外國之事”，“不準議論時政，不準臧否人物”。

光緒皇帝也糊涂過，封強學會，封《中外紀聞》，都經過他同意，但是，他很快就后悔，很快就進步。1888年(光緒二十四年)7月，光緒皇帝派康有為去上海督辦《時務報》時發布過一道“上諭”。“上諭”者，那個時期的“最高指示”也。中云：

報館之設，所以宣國是而達民情，必應官為倡辦。該大臣所擬章程三條均尚周妥，著照所請，將《時務報》改為官報，派康有為督辦其事，所出之報，隨時呈進。

各報體例，自應以臚陳利弊，開拓見聞為主，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用副朝廷明目達聰、勤求治理之至意。

《時務報》原是維新派在上海創辦的一份報紙，以梁啟超為主筆。創刊之后，倡言“民權”，再加上梁啟超那支通俗而又飽含感情的文筆，于是，受到廣泛歡迎。然而，世間事常常是，受到的歡迎愈熱烈，受到的反對也就愈強勁。有人揚言，要打“民權”屁股一萬板。張之洞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維新派，但是，也不喜歡“民權”之說，指令在《時務報》擔任經理的親信汪康年設法“收斂”，其后，《時務報》遂為汪康年掌握，光芒大失。百日維新中，康有為企圖借官方力量收回《時務報》，指使御史宋伯魯向光緒皇帝上奏，要求將《時務報》改為《時務官報》，仍派梁啟超辦理。光緒皇帝將這一道奏章批給當時掌管文化教育的“管學大臣”孫家鼐，孫家鼐于7月26日復奏，認為梁啟超正在奉旨“辦理譯書事務”，太忙了，建議派康有為到上海督辦《時務報》。當時，北京的頑固派正在攻擊康有為，光緒皇帝想讓康避避風頭，就同意了，因此就有了上面引述的那道“最高指示”。

為什么說光緒皇帝的上述“最高指示”在當時領先于時代潮流，于后世也不無借鑒意義呢？

第一，光緒皇帝認為報紙有兩重任務。一是報道國家的政策、法令，即所謂“宣國是”;一是反映社會動態，表達百姓的愿望與意志，即所謂“達民情”。中國古代的《邸報》，清代的《宮門抄》，其內容都是皇帝詔令，官家意旨，光緒皇帝要求報紙“達民情”，反映人民的心聲，顯然是個大進步。

第二，光緒皇帝要求報紙“臚陳利弊”，這就是說，報紙的言論要全面，既要報“喜”，也要報“憂”。朝廷的政策、法令、興革、舉措，要允許人們議論，有“利”言“利”，有“弊”言“弊”，報紙上不能只有“睿智”、“圣明”、“萬歲”一類的恭維話、頌揚話。

第三，光緒皇帝要求報紙“開拓見聞”，這就是說，報紙不僅是一種宣傳工具，而且應該傳播知識，擴大、增進人們對世界和社會的了解。

第四，光緒皇帝表示：“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這就是說，報紙取舍稿件的標準是客觀實際，只要“實”，就可以“據實昌言”，而不必“意存忌諱”，顧慮這，顧慮那，這也不敢寫，那也不許登，也不必吞吞吐吐，說半句，留半句。“許”者，許可也，對于此類文章，此類辦報方針，光緒皇帝采取“均許”態度，一律批準。

第五，光緒皇帝認為，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使朝廷“明目達聰”，找到治理國家的正確辦法。正確的決策源于對情況的正確、全面的掌握。只有報紙說真話，說實話，才能幫助“朝廷”了解實際，了解民情，作出正確的決策。

我想，不必再多解釋了。光緒皇帝的這道“最高指示”發布于一百多年前，是否過時了呢？我想，也許不會有人認為過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