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錄》謂：“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此說并非無據(jù)，而是大致反映了兩位君主不同的吏治思想及由此而來的官場風(fēng)習(xí)。康熙大力表彰清官，有清一代負有名望的清官廉吏多出于此時;雍正改興廉為養(yǎng)廉，片面倚重懲防措施，雖收一時之效，卻埋下官場風(fēng)氣漸衰的隱患。

吏治腐敗問題是歷代封建王朝的痼疾

不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統(tǒng)治者最為頭痛的問題。他們千方百計地加以防范，但結(jié)果卻是防不勝防。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重典、動嚴刑，甚至屢興大獄，采取剝皮實草的酷烈手段，亦未能根治腐敗。到清代，精于治道的康熙政尚寬仁，采取了頗為不同的做法。他認為加強糾察、懲處貪官只是消極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養(yǎng)清官。在康熙的取士標(biāo)準(zhǔn)里，“節(jié)操清廉，最為緊要”，若“廉恥之道已虧，豈能修舉職業(yè)、克副任使”？他重視對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時注意通過秘折等渠道了解各級官員的名聲好壞，還利用出巡等機會傾聽民間輿論。他第六次南巡時，一路訪察清官，并下令各地督撫舉薦清廉。當(dāng)江寧按察使張伯行隨督撫大員入見時，康熙即興說：“到江南，即知爾為清官，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為明主，否則笑朕不知人。”(《清圣祖實錄》卷220)這場景生動形象地表明了其選求清官的誠意。

康熙深知清官剛正不阿，易為奸佞殘害，因而常加意保護，甚至加以特殊眷顧。如“治行為畿輔第一”的彭鵬因事多次受到革職處分，但康熙都改為降級留用，直到被降了十二級，仍奉旨留任原官。康熙曾說：“清官不累民，……朕不為保全，則讀書數(shù)十年何益，而凡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康熙還特意大張旗鼓地宣傳清官的事跡，意在讓天下官員仿效。如于成龍病逝時，康熙因他“清操始終一轍，非尋常廉吏可比，破格優(yōu)恤，以為廉吏勸”，加賜太子太保，謚清端，降旨地方修建祠堂，并御書“高行清粹”四字和楹聯(lián)賜其后人。當(dāng)時有官員上奏禁止百姓為清官樹立德政碑，康熙不以為然。他說：“凡地方大小官吏，若居官果優(yōu)，縱欲禁止百姓立碑亦不能止，如劣跡昭著，雖強令立碑，后必毀壞。”

他認為百姓的感恩戴德是對清官的鼓舞和回報，“爾等做官以清廉為第一。做清官甚樂，不但一時百姓感仰，即離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豈非盛事？”(《康熙御制文集》3集卷6、卷3)康熙尚德、興廉的吏治思想和實踐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官成為其治國的一面旗幟，其時有卓異操守品望者不少：張伯行任官“誓不取民一錢”，并嚴禁屬員饋送;名臣于成龍長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個綽號“于青菜”;陳瑸官至巡撫，平時卻不舍得吃肉，“其清苦為人情所萬不能堪”，康熙當(dāng)著眾大臣稱他為“苦行老僧”;當(dāng)時以清廉著稱的還有張鵬翮、施世綸、蔡世遠、陳鵬年、郭琇、彭鵬等。當(dāng)然，康熙朝清官眾多，而貪贓枉法的官員也時有出現(xiàn)，尤其是后期，對于各級官吏疏于察考，懲貪不力，官場風(fēng)氣頗為后人詬病。

雍正即位之后，一改乃父寬仁作風(fēng)，以“嚴明”察吏，推行剛猛政治。他大力整頓吏治，清查錢糧虧空，對查實的貪污官員嚴加懲處，追回贓款，抄沒家產(chǎn);又改興廉為養(yǎng)廉，實行“耗羨歸公”，官員按級別從中提取“養(yǎng)廉銀”，給予官員合理的酬勞，使貪污行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于不僅懲治了大批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懲罰力度的同時訴諸制度保證，對整肅吏治頗為有效。不過，雍正也犯了一個錯誤。在對待清官問題上，他處處與乃父背道而馳。在他看來，“潔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較操守平常之人為更甚”(《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八冊)。康熙希望通過扶植、保護、褒揚清官而倡導(dǎo)一種廉正的官場風(fēng)氣，注重通過輿論來鑒別官員的操守政績。雍正則認為，“此等清官，無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為非而豪強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者皆稱之……及至事務(wù)廢弛，朝廷訪聞，加以譴責(zé)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嘆息，以為去一清廉上司，為之稱屈”(《清世宗實錄》卷46)，而像李衛(wèi)等能吏敢于觸犯各級人等的利益，結(jié)果“或謗其苛刻，或議其偏執(zhí)，或譏其驕傲，故意吹索”，為輿論所不容。因此，雍正提出“輿論全不可信”，甚至輿論皆稱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譽、欺世奸詐者流;為眾人所攻訐而孤立無援者，則應(yīng)備加呵護。

雍正深信“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難除”，選拔大臣時，“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廢事的清官。”為了徹底消除官員好名的風(fēng)習(xí)，他還一改康熙時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員和為他們建祠樹碑，他一上臺就曉諭地方：“嗣后如仍造生祠書院，或經(jīng)告發(fā)，或被糾參，即將本官及為首之人嚴加議處。”(《雍正起居注》元年九月)雍正過于倚重能員，鄙薄清官，這種矯枉過正的措施也產(chǎn)生了消極后果，即時人指摘的“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能吏之中”。此后乾隆大大強化了雍正重能輕賢、重才輕守的傾向。他不僅賤視清官，而且對一切有沽名釣譽之嫌的官員深惡痛絕，絕不能容忍臣子以氣節(jié)操守獲取清名。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稱于世，而墨吏出于能員者不乏其人。后來養(yǎng)廉制度雖一直沿用，但各級官員不再以清廉品節(jié)相尚，雖一時畏于嚴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礪與懲勸，已經(jīng)埋下官場風(fēng)氣漸衰的隱患。

論者多以為清代多貪官緣自俸祿過低，其實這只看到了問題的一面。雍正養(yǎng)廉并沒有能夠解決這一問題，而沒有養(yǎng)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說明官員的道德人品和社會風(fēng)氣也很重要，只有將道德風(fēng)氣的砥礪、導(dǎo)揚與合理的制度保證相結(jié)合，方能收到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