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印象中的孝文帝，是一個有著宏圖偉業的大皇帝，他遷都洛陽，加強了鮮卑族和漢族的聯系，此外改漢姓、易漢服、建立漢朝制度等一系列漢化政策，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過程。但同樣，漢化的背后是鮮卑族也放下了他們的兵馬嫻熟，放下了他們爭霸天下的雄心。

拓跋宏作為鮮卑民族的一員，他的血管里流淌著的是拓跋氏的血液，于本族文化自然有著一種本能的親切與好感。然而，他從小又受著漢民族儒家文化的熏陶與影響，兩種不同的文化因子同時并存于他的內心，肯定會時常產生激烈的碰撞與沖突。兩相比較，他從理性上還是認同了漢族文化，以至于完全拜倒在漢族文化腳下，并苦心孤詣地引導著他的臣民們走上先進的文化之路。

遷都洛陽后，北魏的漢化改革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孝文帝不再滿足于過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與速度，以多側面、全方位出擊的態勢，將漢族文化全盤拿來，為我所用。

在內部改革的同時，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統一大業。他生性聰穎、性格果斷、頗有魄力、極富膽略，但性子似乎過于急躁，一些事情，他恨不得畢其功于一役，在他手中全部完成。剛一遷都洛陽，他就置大臣勸阻于不顧，在內部尚未安定、兵力物力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匆忙率軍南征，兵分四路全面出擊，結果歷時半年，基本上全歸于失敗。

公元496年十月，離第一次南伐無功而返僅一年多的時間，他決定利用南朝內部政治動亂的大好機會，再次大舉伐齊。此次，孝文帝進行了較為充分的準備，剛開始，魏軍連連得勝，攻取了南陽、新野等不少郡縣，但渦陽一戰，魏軍慘遭失敗，一萬多士兵戰死，3000余人被俘。后雖轉敗為勝，但這場歷時7個月的南伐并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與成效。

公元498年四月，拓跋宏發州郡兵20萬，限八月中旬集結完畢，準備第三次大舉進攻南齊。南伐的高昌兵害怕遠征相繼起義，適逢齊明帝去世，孝文帝以“禮不伐喪”為名暫停進攻南朝，派兵鎮壓起義以平定內亂。長年的遠征勞累早已使得孝文帝疲憊不堪，而內部的各種矛盾又弄得他心煩意亂。就在這時，后院突然起火，有人報告皇后馮妙蓮與冒充宦官的僧人高菩薩私通。這猶如火上澆油，拓跋宏不禁大為惱怒，下令幽禁馮皇后，將僧人高菩薩及牽線人——宮中執事雙蒙一同處死。孝文帝氣急敗壞，心力交瘁，那早已虛弱的身子由此染上了重病。延醫吃藥，疾病稍有起色，身體還未復原，他又支撐著病體親率大軍征討南齊。結果病入膏肓，孝文帝于公元499年四月二十六日死于軍中，年僅33歲。

孝文帝臨死之前，也沒忘記那位淫蕩的馮皇后，他留下遺詔吩咐道：“皇后不守婦德，恐死后干預朝政，賜令自盡，另擇地以皇后之禮安葬。”

拓跋宏作為鮮卑民族的一員，他的血管里流淌著的是拓跋氏的血液，于本族文化自然有著一種本能的親切與好感。然而，他從小又受著漢民族儒家文化的熏陶與影響，兩種不同的文化因子同時并存于他的內心，肯定會時常產生激烈的碰撞與沖突。兩相比較，他從理性上還是認同了漢族文化，以至于完全拜倒在漢族文化腳下，并苦心孤詣地引導著他的臣民們走上先進的文化之路。

跋宏為了皇位，為了北魏的國家大業，幾乎沒有獲得過家庭的幸福與溫暖。他的個人生活，可以說是一場地地道道的多重悲劇。父母、夫人、兒子，不是遭人謀殺、賜死，就是自己下詔賜死。在拓跋宏的血緣至親與家庭生活中，似乎彌漫著一股凄涼而慘黯的陰風，終其一生，也沒有飄散過。

后人對拓跋宏的看重、學者們對他的研究以及他在歷史上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并非他的武功，而在于他的文治——全盤漢化。研究結果之一就是：北魏衰亡始于孝文帝改革！

后人在評價拓跋宏的全盤漢化改革時，不外乎以下三種觀點：

一是褒揚肯定。認為他完成了北魏社會的封建化，推動了各民族的融合，促進了當時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繁榮與文化的進步。應該說，孝文帝的全盤漢化順應了當時的歷史發展潮流，也是他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方略。

二是褒貶兼而有之。在肯定拓跋宏漢化改革的同時，認為他不該沒有選擇、不分青紅皂白、不論精華糟粕地對漢族文化一概吸收。比如門閥制度的建立就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它不僅使得鮮卑貴族日益腐化無能，還使得兵士地位下降、士氣低落、戰斗力更低。而他于遷都洛陽不久，在準備不足、內部不穩的情況下就接連不斷發動了三次大規模征伐南齊的軍事行動，更有操之過急之嫌。

三是全盤否定。認為孝文帝的漢化是迂腐的儒化、消極的漢化，只學到了漢人的繁縟禮儀與腐朽的因子，丟掉了拓跋部勇武質樸之長，他的改革不僅沒有起到振興北魏之效，反而導致了民族的柔弱與國家的衰亡。

事實的真相是，即使沒有孝文帝的改革，拓跋部也已經或正在失去祖輩的勇武與剛健。而北魏的衰亡也并非全由拓跋宏所為。如果沒有當初的遷都洛陽，加強南部勢力，也許南齊早就北伐成功，收復了中原失土也未可知。要說拓跋宏改革的失誤，恐怕主要還在于忽略了代北邊境之地。遷都洛陽后，政治軍事重心南移，孝文帝的改革主要在以洛陽為中心的黃河流域進行，對過去的發跡之地——以平城為中心的代北地區，也許是經濟條件的制約，也許是因為鞭長莫及，也許是想集中精力對付南朝，反正是沒有顧及。南部全盤漢化，而北部則保持著強烈的鮮卑化傾向，鮮卑語、鮮卑服……鮮卑習俗依然如故，而門閥世族制又將代北邊鎮的貴族排斥在外，使他們變為處于底層的庶姓，導致他們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時間一長，北魏就慢慢地分裂為以洛陽為中心和以平城為中心的兩大集團，結果導致了一場巨大的政治內亂，加速了北魏的滅亡。

而北魏迅速衰亡的根本原因還在于孝文帝后繼無人。中國封建統治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人治，興衰得失，往往與當權者密不可分。明君使得國力強盛，而昏君、暴君、庸君則導致國勢衰弱，這是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一條鐵定的規律。孝文帝死后，繼任者或是平庸無能，或是昏聵暴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很快就將一個好端端的北魏給徹底葬送了。

拓跋宏孝文帝依舊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他的英年早逝是北魏不可承受的損失。而真正的所謂北魏消亡的最大禍首卻是沒有一個勇武的君王去繼續延續這個帝國的輝煌，北魏失敗不可豁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