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2年，被曹操譽為有“巍巍之勛”的荀彧離世。荀彧自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背棄袁紹而投奔曹操，二十年間為曹操統一天下不遺余力，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又與曹操結為兒女親家，可以說是曹操的核心成員，且深知曹操之為人，又何以在曹操即將走上人生頂峰、躊躇滿志之時堅決反對，從而自陷于死地呢？

袁曄《獻帝春秋》記載了荀彧死訊在吳、蜀的流傳。茲引于下：“(荀)彧卒于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荀)彧殺伏后，彧不從，故自殺。(孫)權以露布于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

據《三國志·陸瑁傳》，袁迪與孫吳丞相陸遜之弟陸瑁相游處。故可推知，袁曄所載荀彧死訊流傳吳、蜀之事并非杜撰。《獻帝春秋》一書亦見于《隋書·經籍志二》，與信史荀悅《漢紀》、袁宏《后漢紀》等同列。從上引可知，壽春逃亡者誤傳了荀彧死因，可見其并非曹方高層。但非高層者關注荀彧、并將荀彧之死當作忠于漢室，可見荀彧在曹操統治區具有一種忠于漢室的形象。誤傳的消息無疑為孫權方所接受，才會繼而“露布于蜀”。劉備之語亦表明他認可荀彧對漢室的忠心。壽春逃亡者、孫權、劉備分別代表了割據的三方。荀彧雖為曹操謀主，其忠心漢室的形象卻得到三方的一致認同，并被認為這是荀彧之死的原因。

據《后漢書·荀彧傳》載：“帝哀惜之，祖日為之廢讜樂，謚曰敬侯”。祖日為祭祖神之日，應有識樂，然而漢獻帝因荀彧之死而在最具神圣性的祭祀儀式上“廢譙樂”，足見其對荀彧“哀惜”之情。而且無論是《三國志》還是《后漢書>，均在荀彧死后表述“明年，(曹)操遂為魏公云”，意在凸現荀彧給曹操晉爵魏公所帶來的阻力。只有荀彧死去，曹操才能如愿晉爵魏公。

《三國志·荀彧傳》裴注中記載了所謂“世論”：“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世之論者”對荀彧之死持以“譏”的態度，認為荀彧一生分為前后兩期，前期為魏傾漢，其晚年改節忠漢，蓋出于愧疚之心。

杜牧《題荀文若傳后》云：“荀文若為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之楚、漢成皋。……及事就功畢，欲邀名于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為忠乎？”杜牧對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態度，他認為“邀名”是荀彧立晚節的動機。司馬光反駁此說不合人情：“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于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明清之際，王夫之從“天良未泯”的角度來解釋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錫、晉爵魏公的行為。他說：“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側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彧之失，在委身于操而多為之謀耳。”孫明君認為荀彧死于理性與感性的分裂：從現實出發，認識到漢不可為，于是擁護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與舊王朝藕斷絲連，所以荀彧死于困惑與矛盾。此論從個人心態出發，對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較古人責以君臣之義。

以上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對亂世時不得已的選擇，而且無論是對“蒼生”還是對“漢室”，均為一種相對有利的選擇。

據《三國志·何夔傳》記載，“太祖(曹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豪雄控制著生殺予奪的大權，隨時能以一己之意誅殺士人。如名士崔琰受冤被罰為徒隸，曹操使人視之，崔琰“辭色不撓”，曹操就下令說：“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借口崔琰心懷怨恨而處死了他。此事使毛蚧“內不悅”，曹操大怒，又把毛蚧收入獄中。后來陳群在與崔林論冀州人士時，以“智不存身”來貶低崔琰，崔林辯解說“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崔林的辯辭透露出對自身命運無從把握的無奈。

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荀彧的阻止使得曹操晉爵魏公、加九錫之事“遂寢”，而曹操“由是心不能平”，那么荀彧之死便是必然的了。

范曄、裴松之從道德的立場出發對荀彧之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然而從事功的角度來看，正如裴松之所言，士大夫的匡復之志確實還處于“任重道遠”的階段。荀彧之死象征著士大夫階層未能實現匡復之志，他們恢復漢朝的政治活動宣告失敗。荀彧的一生都在踐行著匡復漢室的政治理想，這個理想也是漢末士大夫共同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