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向來推崇少年天才，官場亦是如此。不過，封建官場升遷有著嚴格的制度，宋人形象地將其稱作“磨勘”，即需要一步一個臺階升遷。制度設計的益處在于，官員能夠經歷各種職務、不同環境的歷練，進而逐漸具備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同時，可以在不同的崗位上鍛煉并錘煉出真正的人才。但弊端則在于，每一級職位對于年齡的要求較高，故當事者傾向于及早躋身于高級官員的行列，易急于求成。

實際上，沉潛深思、修身養性、積累經驗、久久為功，才能走得更遠、更穩健。與其一味推崇少年天才，不如推崇那些默默努力、涓滴成流、聚沙成塔、大器晚成之人。于成龍便是這樣的典型例子。于成龍生于明萬歷四十五年，山西永寧州人(今山西方山縣下昔鄉來堡村)。少年時代，他就勤奮好學，熟讀詩書，且明曉事理、見識過人。他曾在明崇禎十二年考中鄉試副榜貢生，但遲遲未能走上仕途，于是便在家過著清苦的耕讀日子。這樣的歲月鍛煉了他的才識，也讓其對民間疾苦有更多的了解。這對他后來的從政生涯，不能不說是一種幫助。

于成龍在家鄉時就名聲在外。有記載說，明末盜賊蜂擁而起，鄉里居民曾欲修筑堡寨以做防衛，而堡寨所在的地方正位于于成龍家的祖墳附近。風水先生認為這將不利于風水，但于成龍笑著回答：若能保千家萬戶平安，獨對我家不利，那就是利多而害輕，應當修筑。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思考問題往往能從大局著想，體貼百姓疾苦。這與其后來的從政思想是一脈相承。

多地州縣任上，興利除弊不做太平官

《韓非子》記載，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武。這句古語對設計一套科學的干部遴選機制很有啟發。高級官員的成長總是需要在基層、在艱苦區域的鍛煉。

清順治十八年，于成龍第一次出仕，這一年他已經44歲了，第一任官職是任廣西羅城縣知縣。從山西到羅城，行程將近6000余里，家人、親友很為他擔心，但他不以為然，決心要為民做事。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某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

羅城地處荒僻，條件十分艱苦。據于成龍文集《于清端公政書》記載，羅城沒有城郭，城內居人不過數家，滿目荒涼，野狼遍地，甚至沒有官衙，最初只能寄居在關羽廟，把床安放在周倉塑像之后，以院內積土當作幾案，旁邊挖坑做飯，炊具也只有一鍋一盆。沒過多久，他帶的兩個仆人就遇到瘴病而死;另一個仆人見此情形，也告辭而去。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于成龍兢兢業業，為民謀利、問民疾苦，設學校、興教化，不久便取得成效。羅城盜賊頻繁，一方面是因為貧窮，自然條件險惡，另一方面也與族群關系復雜有關。除了漢人外，當地還有瑤人等民族，民風強悍，相互仇殺，且有人據險為盜。為此，于成龍編查保甲，約束居民，同時率鄉勇直搗盜賊巢穴。一時間，羅城居民得以安居樂業，盡心于農耕。

于成龍去羅城時，家眷皆未跟隨。于是，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縣政事業上，且做到了愛民如子。當地人看于成龍生活清苦，便向他送來一些油鹽，于成龍說：“我一人在此，何須如許物，可持歸，奉汝父母。”不出三年，羅城大治。五年后，因政績出眾，于成龍考核時被定為“卓異”，這是清朝官員考核的最高等級，被調任四川合州擔任知州。于成龍調任前，羅城人民夾道送行，“泣送數百里”。

合州也是一個比較貧瘠的地方。由于明末清初的戰亂，人口衰減，但徭役依然很重。擔任知州職務對于成龍而言，是一個大的考驗。他到任之后，立即對舊有積習進行改革。按慣例，知州到任后，知府下帖要求合州送魚，但于成龍接帖后，堅決拒絕，同時向上級匯報民間疾苦，將居民役務負擔廢除了10余件，又設法鼓勵人開墾荒地。百姓贊揚他清風廉潔，跟在羅城一個樣。

兩年后，于成龍又因政績突出而調任湖廣黃州府同知，駐扎岐亭鎮。有一年，黃州鬧饑荒，于成龍沒有什么積蓄，就把自己乘坐的一匹騾子出售以賑濟災民。但好景不長，吳三桂突然在云南起兵，兵鋒直指湖廣。清康熙十三年，于成龍署理武昌知府。為招撫叛逆，他自騎一騾直奔敵寨，并成功勸服對方，其勇其智令人嘆服。這其實與他在黃州、武昌任職期間人品高潔、廉潔奉公、威望甚高是分不開的。

因平叛有功，于成龍被擢升為黃州知府。盡管戰事緊急，但他依然極其關心民眾疾苦，嚴令禁止在正常賦稅之外再行征收，禁止私自加派，禁止官員之間相互饋送，由此民心大安。清康熙十七年，于成龍被擢升為江防道員，操練水師，亦卓有成效。

在正式成為省級大員之前，于成龍出任羅城知縣，隨后出任知州、知府、道員，并先后在廣西、四川、湖廣等地歷練。難能可貴的是，以如此高齡在基層任職，于成龍沒有絲毫心灰意冷，也沒有打算做一個太平官，而是每到一地，無論任職時間長短，總是竭盡所能，興利除弊，勸課農桑，興教化，廢除陳規陋習，同時做到了清正廉潔。這正是應了他說的那句“天理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