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都說王莽是“托古改制”，認為王莽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權，“古”只是一個幌子，只是假托。我以為，王莽倒是真心誠意復古，因為他把儒家經典中描述的古代社會當成了可以實現的目標。如果王莽的復古只是為了篡權，那么在他當了新皇帝后就可以改弦更張了，而他推行的實質性的改革卻都是在當了皇帝以后。王莽上臺以后以更大的熱情頑固地推行他的復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絕路。

王莽曾經使社會各階層、各類身份的人都獲得過實際利益，因而贏得了最廣泛的支持。但在社會財富沒有增加的情況下，這樣的政策完全沒有物質基礎，只能加速國庫的枯竭和財政崩潰。這些利益還誘發了得益者對王莽、對王莽改制過高的期望，一旦事與愿違，這些支持者馬上會變為反對者。知識分子如此，其他階級、階層也會如此。

王莽想在不觸犯貴族、豪強、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讓百姓、貧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癡心妄想。王莽改制增加王侯官員的俸祿和供養學者的開支，勢必減少農民土地，提高百姓賦稅;而要緩解土地矛盾，減輕百姓賦稅，只有削減朝廷開支，裁減貴族官僚，限制他們的土地占有量;絕對難以兩者兼頤。

當王莽改制實行時，為了達到盡善盡美的目標，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對社會矛盾的焦點土地和奴婢問題，王莽在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將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稱“私屬”，都不許買賣。每個不足八個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過一井，超過部分必須分給九族鄰里，原來沒有田的人可以根據制度受田。還規定，對膽敢說“井田圣制”壞話的人，違反法令造謠惑眾的人，都要押送到邊疆去。

這項王莽改制自然會受到大地主豪強的激烈反對，因為他們占有的田地遠不止一井，要他們將多余的土地交出來等于要割他們的肉。他們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農業生產的，現在將土地都交了，難道將奴婢白養著？而奴婢又不許買賣，豈不是逼著他們白白送掉嗎？由于既沒有可行性，又沒有切實的強制措施，地主豪強多余的土地大多沒有交出來，所以政府沒有足夠的土地分給應該受田的無地、少地農民，對這一紙空文，農民自然也不會滿意。三年后，王莽只得讓步，于是土地和奴婢買賣合法恢復，原來的業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改制就將唯一擁護這項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王莽改制對貨幣的改革，開始時模仿周朝的子母錢。以后又不顧五銖錢從武帝時開始已經生產了280億萬的現實，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卻沒有信用的各種新貨幣。受到百姓抵制后，還企圖通過嚴刑峻法強制推行，規定攜帶使用五銖錢的人與反對井田制同樣處罰，流放邊疆。

由于王莽改制定下了過高的目標，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響，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境外政權也采取了一系列錯誤政策。王莽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帶的土地設立西海郡，以便與國內已有的北海郡(國)、南海郡、東海郡合起來湊全“四海”。為了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條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移民的需要。為了這個西海郡，王莽招來了最初的不滿。

王莽泥古不化，掀起了空前絕后的改名運動，無論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還任意調整行政區劃和行政部門的職權。這樣改一次已經夠折騰了，王莽卻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間改了五次，最后又改還到原來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記不住，所以每次頒發詔書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舊名。不但影響效率，造成浪費，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厭惡。

天時對王莽改制也是極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這一段時間，是中國歷史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階段之一，見于記載的有旱、蝗、瘟疫、黃河決口改道等，災區范圍大，持續時間長。如此大的災害，即使是在國家儲備充足、社會秩序穩定的條件下也會造成巨大損失，何況發生在這樣一個劇烈變革的動蕩時代，出現在國庫早已耗費殆盡之時！

地皇四年十月初一，響應更始政權的軍隊入長安城。初三天明，王莽逃往漸臺，公卿大夫、宦官、隨從還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傷略盡，退至漸臺。將士全部戰死。商人杜吳殺了王莽后還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綬帶，校尉公賓就見了，忙問是從誰身上拿到的，得知尸體還在后，立即沖進室內砍下王莽的頭，王莽尸體立即被爭奪的士兵肢解。幾天后，王莽的頭被掛在南陽宛縣市上，這里是更始帝的駐地，也是西漢宗族的重要基地，當地“百姓”紛紛向頭上擲石子，甚至有人割下他的舌頭吃了。

總體說來，王莽的改革基本上都是為了改而改，刻意附會西周制度。這樣的改革可以說沒有得到社會任何一個階級的支持。在西漢末年混亂的局勢下，維持社會穩定應該是第一位的，但是王莽卻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加劇社會動蕩，自然得不到支持。所以王莽改革看來基本上是應該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