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九年(1411年)七月初一，英明神武的明成祖朱棣不知哪根神經受了刺激，頒布了一項基本國策：“今后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讀帝王圣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但凡查出違規者，殺他全家。

在電視、互聯網、報紙、手機等先進玩意兒未發明的時代，老百姓最普遍的娛樂方式就是聽戲。朱棣頒布此限娛令，擺明了就是要對老百姓的精神生活進行摧殘。其實也不必奇怪，早在朱元璋開創大明帝國之初，《大明律》中就有類似規定：“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裝扮者同罪。”

朱元璋是個除了皇權對其他都無所謂的人，但卻對一出戲表現出了很高的熱情，這出戲叫《琵琶記》。其實這出戲歷史悠久，自宋代開始便在民間廣為傳唱，但遺憾的是，一直以來都為官府所不容，因為主人公蔡二郎就是個陳世美。毫無疑問，這出戲戳了那些為了富貴而背棄良心的文人的傷疤。

明朝剛建立之時，《琵琶記》作者高則誠就很合時宜地對該劇進行了改造加工。蔡二郎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屹立于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偉大形象。父母叫他去考科舉，他以無法在家照料雙親為由，“辭試不從”;宰相強迫他入贅相府，他“辭婚不從”;被欽點為狀元之后，他又以父母年邁，需回家盡孝為由，“辭官不從”。重新“裝修”的這出戲遇到朱元璋這個知音，遂完成了由奴隸向將軍的華麗轉身。

為何朱元璋一手限娛令，一手樹典型？

拋開完備的《大明律》，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頒布《大誥》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朱元璋親自操刀，就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建立了一套系統的行為規范。不僅如此，他對老百姓的“關懷”更是無微不至，比如該住在哪兒，該用什么器皿，該穿什么顏色的衣服，該戴什么樣的首飾，更有甚者，怎樣婚喪嫁娶，長輩晚輩該怎么稱呼，他都給規范好了。朱元璋對《大誥》的要求是，所有臣民，至少一家收藏一本，沒事只管背，處理事務時，這就是行為指南。

從朱元璋近乎變態的規范中，我們不難理解，限娛令和樹典型其實都只是他諸多規范中的一個方面，其實質還是樹立封建道德標桿。對老百姓而言，限娛令也好，樹典型也罷，都不過是做做表面文章，目的在于建立道德統治。朱元璋依靠強權，讓老百姓奉《大誥》為圣經，但遺憾的是，他死后沒多久，《大誥》就被他的臣民“飄散在風中”。老百姓喜歡什么樣的娛樂，整個社會需要什么樣的道德規范，并非是簡單的行政手段就能從根本上解決的古今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