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無論按哪種說法，齊桓公必列一位，而輔佐齊桓公的管仲，可以說是千古一相也不為過，他承認土地私田，大力開發農田荒地，齊國經濟實力大為增加大力增加，此后更是助齊桓公一舉稱霸。然而歷代史學家對其評價不高，這又是為何呢？

與老子一樣，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時代人。不過，管仲顯然要比孔子大很多，按照時間的推算，孔子出生的時候，管仲已經逝世數年了。如果把管仲與孔子進行比較，更可以看出管仲的不凡了。孔子雖然在《論語》中自夸：“如果誰用我執政，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事實呢，似乎不像孔子想象得容易。

孔子五十二歲那一年，受魯國國君重用，三年之后孔子離開魯國的時候，根本沒有出現三年有成的局面，相反，因為殺了一個少正卯，限制了魯國的思想自由，也影響了魯國的經濟發展。跟管仲相比，孔子既不能像管仲那樣教育農民怎樣種莊稼，也不懂得怎樣選拔人才;更不懂發展經濟要用非常手段、軍事要搞陰謀、外交要當面一套背后一套了。孔子只會重復那一套恢復周禮的論調，天真地以為只要實現了他所倡導的那一套意識形態，就能治國安邦平天下，就能將國計民生的問題解決。一個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者，盡管也有他本身的價值所在，但以此為方法，是無法治理好國家的。

從現代政治的角度可以看出，管仲的才華，除了表現軍事和政治之外，還表現在經濟、哲學、法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以及道德倫理等各方面，既有治國平天下的實踐經驗，也有相關的理論總結。

按照常理來說，這樣一個開拓政治局面，影響歷史發展，并且導致社會產生巨大變化的人，應該是有崇高的思想地位和歷史地位的，但在中國歷史上，管仲的地位，似乎遠遠低于同時代那些懷才不遇的“空談者”，比如孔孟、老莊等。連司馬遷在《史記》中，也只是將管仲列入《管晏列傳》，總共只有數百字的篇幅。漫長的中國歷史，只有晚清時的梁啟超算講了一句公道話，認為管仲是“中國之最大的政治家”。現在看起來，梁啟超的這一說法，一點都不為過。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對于管仲的評價——在《論語》中，孔子對于管仲的評價有兩處，一處是有人問孔子：“管仲儉樸嗎？”孔子的問答是：“管子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意思是管仲將一些市租據為己有，不算儉樸，即不算廉政。另一處是子貢和子路問孔子，對管仲背叛公子糾輔佐齊桓公怎么評價？孔子的回答是：“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意思是：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發，張開衣襟，成為蠻人統治下的老百姓了。可以看出，孔子對管仲總體上是肯定的，但同時認為管仲做人還有很大缺失，談不上一個道德完人。一個有污點的人，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

管仲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境遇呢？想來，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在我看來，中國文化最大的薄弱之處在于認識。對于事物的認識，在很多時候，總是由于不夠深入，理解能力不夠而出現偏差。

中華文明一直算是農業文明，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有著狹隘而迂腐的成分。比如過于相信個人的自覺，不重視人道，理性意識淡泊，科學精神匱乏，辨偽機制、創新意識以及法制精神薄弱等等。

這當中最大的表現就是孔孟所提倡的“君子之道”更像是空中樓閣，由于缺乏對人性的深入了解，顯得虛無縹緲。從現代哲學的角度來說，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的，但實際情況呢，人性本來就是無是無非的，談不上“善”，也談不上“惡”，它只是復雜多變。儒家的出發點有問題，決定了“君子之道”的整個哲學體系有問題，也決定了那種“君子之道”道德教化治國的方式無法實現。

終其原因，管仲的各種措施在孔子及其儒家的后人來看實在是有點不堪入流，太趨向于利了。比如傳說中的管子開設妓院增加財政收入。這也是孔子對他的詬病所在。然而，就歷史來說，管仲的政治才華比孔子不知道高出了多少倍。治大國如烹小鮮，掌握火候才是根本，管仲改革把齊國治理的井井有條，國家強盛不止一籌。他應該是最被儒家貶低的千古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