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篡改史書想隱瞞何事 被斥為“罪莫大焉”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一生中最為重大的轉折點，它將李世民一舉推上了大唐帝國的權力巔峰，同時也將他推上了一個彪炳千秋的歷史制高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個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無疑也使他背上了一個沉重的道德包袱——終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擺脫玄武門之變留下的心理陰影。
我們說過，這樣的一種負罪感在某種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贖的力量，成為締造盛世貞觀的潛在動力之一，但是與此同時，這種強烈的道德不安也驅使著李世民把權力之手伸向了他本來不應染指的地方。
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這個地方歷來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然而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卻非進不可。
形象地說，李世民“非法進入”的是“歷史殿堂”的“施工現場”。
準確地說，是李世民執意要干預初唐歷史的編纂。
進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當年那場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包括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在史官筆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樣！
為此，當玄武門之變已經過去了十幾年后，李世民終于還是抑制不住內心的強烈沖動，向當時負責編纂起居注的褚遂良發出了試探。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
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貞觀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調閱起居注的理由是“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聽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與他在貞觀時代的種種嘉言懿行頗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動機絕非如此單純！退一步說，就算天子的出發點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輕易放棄史官的原則。所以，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天子的要求，說：“從沒聽說有哪個帝王親自觀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