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是一個軍閥主義大興的時代，從中央到地方，無數大大小小擁兵自重的軍閥，自覺不自覺地攫取更多的權利，滋長更大的野心。

對于“軍閥”這個詞匯，我們不陌生。上個世紀的中華民國歷史上，從袁世凱死后，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中國都是一個軍閥混戰的淵菽。老軍閥有直皖奉，新軍閥有蔣馮閻桂，這是大點兒的，還有各省各地的中小軍閥，最典型的是四川軍閥。一省之內，竟有軍隊290余團，130萬人，但卻是軍閥割據、防區林立、互不相屬、形同郡國的局面。除了，一雙手都數不過來的的“大軍閥”外，還有多如牛毛的小軍閥。

這些軍閥們的作為，給自己做了最好的詮釋：軍閥即是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并以軍隊控制政權，自成派系的軍人或軍人集團。但是，如果從政治制度學的角度而言，這個定義雖然正確，卻只是一種表象。從本質而言，軍閥只是一種依仗兵權，而在某種政治體系中行使權力的政治角色。由此推論，軍閥主義就是依靠武力之強弱，而決定權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政治體系。套用一句老百姓的話說，“誰拳頭大聽誰的！”

陳獨秀曾經有一句話，來評價民國年間的軍閥混戰之亂源：“兵靠大帥以生活，大帥挾兵以橫行，兩相結合，遂造成中國之大患。”這話放到唐末五代，一樣是真理。

唐末五代，天下大亂，民不聊生。這是一個民生凋敝、經濟崩潰的時代，城市里無業的游民，鄉村中破產的農民，為了一口飯吃，為了一條生路，只有鋌而走險。不單窮人如此，有錢有勢的人也朝不保夕。后者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成為暴兵、土匪和饑民襲擊的對象。甚至，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兩腳羊”，充作其他人胃中的一頓美餐。于是，當兵，或者組織軍事集團，就成為了那個時代男人們最好的選擇。叢林法則也在這一時期，體現得最為酣暢淋漓。要么搏殺出生存空間，要么被人吃掉，幾乎很難有第三個選擇了。

即便是王朝秩序陸續恢復之后，農業中國的貧窮和社會蕭條，也使軍隊比其他職業對農民更有吸引力。當兵，雖然具有戰死沙場的巨大風險，但對于掙扎在赤貧狀態之中的階層來說，與其餓死，不如冒險。為了生存，當兵是一項很不錯的選擇，因為它不需要什么特殊手藝。而且，貧困不僅是吸引人們當兵的一種動力，它也是使農民繼續留在軍隊里的重要因素。因為，當兵不僅能夠保證他們有飯吃、有衣穿，有時還能存點零花錢，甚至還存有一線升遷的希望，而這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是絕對不可能的。

于是，無數男人投軍入伍，無數豪強拉幫結派。經過一次次血雨腥風的搏殺，中國人也適應了軍閥時代的生存法則。不管愿意不愿意，軍閥和軍閥集團，已經成為當時中國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支政治力量，甚至是決定性力量。所以，這是一個軍閥主義橫行的時代！從上到下，從皇帝到節度使，從到將軍到士兵，在統治體系的每一層面上，都布滿了軍閥，他們統統皆是軍閥，不過程度和大小有所區別罷了。

皇帝，是軍營皇帝。只要你兵強馬壯，便可以靠著長刀大槍，實現帝業之夢;手握地方軍政大權的節度使，是皇帝最好的“儲君”。他們隨時都可以把皇帝搞掉，取而代之;將軍們，則是節度使的繼任者。在軍事集團內部，他們相較而言，不像后者那樣脫離群眾而高高在上。前者往往跟基層士兵打成一片，也更容易調動士兵們的積極性。只要機會適合，他們就可以攻殺節度使，而成為新的一方諸侯;至于士兵，他們沒有什么主義，甚至不是服兵役。而僅僅是謀生的一種手段，是一種地道的冒險性職業。

實際上，這是用身家性命作為賭注，其預期的后果全憑運氣，極不確定。從“風險--收益”的簡單換算定律而言，當兵賣命，所預付的高昂代價，必須以大大超過其日常收益所獲的實惠，才能得到補償。“賣命”的收益，遠比“賣命”的渠道更有意義。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其實為誰賣命都不重要。跟誰干不是干呢？所以，“當兵吃糧”是一筆投機性極大的暴利生意，是一項地地道道的“流氓職業”。上面的軍官們，要想獲得基層士兵的支持，必須給予他們優厚的報酬，或者容忍他們肆意搶掠、燒殺奸淫，甚至是亂施暴力的自娛自樂。不然，你就無法控制這支軍隊。

羅馬史學家發明了一個詞——“barracksemperors”，姑且也譯之為“軍營皇帝”。也有人稱為“軍人皇帝”。顧名思義，皇帝或是軍人出身，或由不同地區的軍團、軍隊擁上王位。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是通過暴力或武力奪取政權的軍隊將領，有些人是從普通士兵升遷為將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