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河南女教師“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辭職信的走紅，與辭職有關的話題日趨熱門，一度高居大眾話題的頭條。如此優雅又率性的“說走就走”，羨煞了諸多在工作中累成狗卻不得不為了房貸、車貸和孩子奶粉錢忍氣吞聲的勞苦大眾，這封信也因此被冠以“史上最具情懷辭職信”的美譽。

其實，歷史上像這樣有情懷的辭職信不勝枚舉，古人撂起挑子來，那才一個個都是瀟灑而任性的范兒呢。

說到古人辭職的代表，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了。這陶淵明可謂是“辭職專業戶”，一生辭職多次，簡直把官府當旅館，每次都呆不了多久就掛印而去，不愧為辭職界的翹楚。

要說陶淵明也是出身名門，曾祖父陶侃是戰功赫赫的兩晉名將，死后追贈大司馬，位在三公之上。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亦為地方大員，母親是名士孟嘉之女。可惜到了陶淵明這代，家境沒落，所以他最早出仕當官為州祭酒，做州的文職公務員，乃為生活所迫，目的在于掙工資維持家用。然而很快他就受不了繁復的文書工作，辭職回了家。

不久，州里可能看在他是“官三代”的面子上，又召他來做主簿，他連赴任都懶得去，直接推掉offer，在家閑居。一年后，陶淵明入桓玄幕府，但翌年就因母喪回家丁憂，再一次辭官。等到三年服喪期結束，雇主桓玄已因謀反被誅，陶淵明的第二次出仕也因此不了了之。隨后，他雖然又先后做了鎮軍、建威二將軍的參軍，但此時詩作中“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等詩句，已透露出他對政治的厭倦。沒過幾年，他的上級建威將軍劉敬宣“自表解職”，陶淵明也就坡下驢，跟著老板辭官歸田。

數年的仕宦生涯，使當權者也多多少少耳聞陶淵明的名聲。辭職后沒多久，陶淵明收到了彭澤縣令的任命書，猶豫再三，他決定再嘗試一次踏入官場。然而很快，詩人發現自己還是不能適應那里繁雜的政務和森嚴的等級，在一次接待上級監察官督郵的活動中，他因不愿卑身事小人而發出“不能為五斗米折腰”的豪言，任性地解印去縣，并賦《歸去來辭》表明心志，表達了對自己過去屢次身陷碌碌仕途的否定和追悔，決心從此以后歸心三徑，不問世事。這是陶淵明最后一次辭職，也辭得最為徹底。是后，陶淵明一直歸隱田園，盡管不乏友人的推薦和朝廷的征召，但他始終沒有再離開過那片松菊，即使生活困窘，也怡然自得。

如果說陶淵明的辭職是為了追尋遠離俗務的田園山林，那劉知幾和吳兢的辭職則是為了更好地在政壇之下完成自己的理想，因為政治的黑暗阻礙了他們抱負的施展。

二人都是在唐代官方修史機構史館中工作的杰出公務員，曾合作修撰唐睿宗、武則天、唐中宗三朝實錄，是志同道合的同事兼好友。劉知幾出身書香門第，兒時父親為他講解《古文尚書》，劉知幾對其中枯燥的治國之道頗不耐煩，唯獨對史書《左傳》情有獨鐘，父親知其興趣在史學，便允他通覽群史，并引導他閱讀和思考古代著名史家的史論，培養他的文史之才。這造就了少年劉知幾超越常人的豐厚學養和敢于質疑的學風，讓他在步入仕途后很快就嶄露鋒芒，成為頗受朝廷器重的史臣。而小他九歲的吳兢，雖然缺少劉知幾得天獨厚的家學淵源，但從小立志貫知經史，勵志勤學，受到宰相魏元忠、朱敬則的賞識，被推薦到史館工作，成為劉知幾的同事。

本來，兩個熱愛史學的青年進入國家權威的歷史編修機構，應該是志得意滿，躊躇滿志，希望在此大展宏圖的。不幸的是，彼時的史館已不再是干凈的學術機構，它已沾染了太多當時官場中不良風氣。監修主管對史官的工作指指點點，要求修成的史書為當權者隱惡揚善，這違背了劉知幾、吳兢這樣正直史家的心靈底線和著史原則;高層的政治斗爭也蔓延到原本清凈的史館中，同僚之間爾虞我詐，庸史之才荒廢本職而以鉆營升官為務。如此的烏煙瘴氣，讓劉知幾和吳兢越來越感到不適和厭煩，曾經懷有的治史理想，在這里被壓抑、埋沒，那支原本應當持公執正的董狐之筆，不得不服從統治者的意志，流淌出隱諱不實的文字。這般現實讓二人絕望，他們回顧自己的出仕生涯，發現竟無一件可圈可點之作，不禁悲愧交加，憤而辭職。二人都在辭職信中表達了自己掌史多年卻一無所成的義憤與無奈，希望能夠離開這片污濁的空氣，去追求自己曾經干凈純潔的治史理想。

然而，二人畢竟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朝廷沒有批準他們的申請。劉知幾因在辭職信中歷數了史館眾多弊病而傷害了某些顯貴之人的利益，日子愈加不好過，他索性退而私撰《史通》，完成了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的煌煌巨著。而吳兢，在第一次辭職未被批準之后又三次上表，以父喪為由堅去史職，終獲允許。與此同時，吳兢也和好友劉知幾一樣，私撰本朝國史以實現自己作為治史者的追求。他的著作，成為后來編纂《舊唐書》的主要史料來源之一，為后人了解客觀真實的唐代歷史打開了一扇窗口。

相比于陶淵明的逃離世俗，劉知幾、吳兢的追隨理想，明代大清官海瑞的辭職就頗有些賭氣的意味。他因得罪了同僚而遭到彈劾，為自保也為表達不滿，憤而告病辭官，但即使是這樣的“戰略性撤退”，海先生也不忘在辭職書里大發牢騷，痛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把朝官群臣一個不漏地罵了一通。

海瑞為官歷嘉靖、隆慶、萬歷三朝，是個著名的清官，深受百姓愛戴，卻被不少官員豪強所忌憚。他的這份辭職信《告養病疏》寫于隆慶四年(1570)，當時，他在應天巡撫任上大力懲治貪官污吏，打擊豪紳富戶，損害了眾多權貴的利益，大家都恨他恨得牙癢癢。吏科給事中戴鳳翔就是這些銜恨于海瑞的人之一，他利用自己主管官員監察的權力，上疏參劾海瑞“沽名亂政、大乖憲體”。海瑞雖然上了奏折為自己做辯護，但無奈當時他得罪的人太多，趁機落井下石者甚眾，朝廷抵不住壓力，只好下令改任他為南京糧儲。海瑞無法接受自己正直為民卻遭貶黜的現實，索性遞了封辭職信，說官場太亂，群臣皆庸，自己身體衰憊，還要回家侍養老母，不跟他們玩了。

這篇“大放厥詞”的臨別宣言，一竿子打死了整個大明王朝的上層階級，看似驚世駭俗，然對向來敢于犯顏直諫的海瑞來說，也無足為怪。早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海瑞在福建南平縣當教諭，職位也就相當于縣級中學的老師，曾有上級督學官來視察工作，海瑞和兩名同事前去迎接。見到督學，其他二人都俯首跪地，唯獨海瑞站得筆直，面對督學的訓斥，他不卑不亢地說：“這里是教師教育士子之地，教師應保有自己的尊嚴，不能向上級下跪。”這件事讓他獲得了“筆架博士”的雅號，但也開啟了其為官頻頻觸怒同僚而遭人嫉恨的先例。

不久，海瑞獲得升遷，隨后又屢次調官，但無論身任何職，他始終不畏強權，對政治的丑惡常常正言怒罵，有犯無隱。最名震天下的一次是他竟然向嘉靖皇帝上了《治安疏》，直言不諱地指斥嘉靖崇奉道教，不務政事，迷戀修仙煉丹，導致綱紀敗壞，人民倒懸。如此赤裸裸的批評令嘉靖皇帝勃然大怒，也讓海瑞身陷囹圄，命懸鬼門，幸虧適逢新帝即位才僥幸獲釋，撿得一條性命。然而，這場牢獄之災并未讓海瑞學會審識時務，因為官耿直、犯顏直諫而在宦海起起落落對他來講早已司空見慣、稀松平常，正是這樣剛正不阿的性格，才孕育了那封罵遍朝野的辭職信。之后，朝廷應允了他的辭官請求，海瑞回到瓊山老家候調。

萬歷十三年(1585)，張居正被清算，73歲的杖國老翁海瑞借此倒張風潮再次走上了政治舞臺。他原本是滿懷希望復出的，期冀新君能夠支持自己實現十五年前未完成的懲奸除惡的政治夙愿，誰知當權者只是“維公祖久居山林，與圣朝為闕典”，他僅僅是一個標簽，一面旗幟，一個裝點門面的政治花瓶。海瑞終于明白了，他與這個仕宦紅塵終究是格格不入，遂又先后七次提出辭職。此時的辭職，不再是之前的任性置氣，而是真正對這個腐朽昏暗王朝的絕望。滑稽的是，真心想要回頭時，卻又不能瀟灑離去，海瑞的辭職申請無一例外被打回。兩年后，這位曾經被稱為“海青天”的老先生，在寂寞中悒悒而逝，真正離開了帶給他無限成敗榮枯、悲憤悵然的官場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