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歷朝歷代的特務機構，大家都會想起明朝的錦衣衛及東西內廠。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創了秘密刺探組織到朱棣的發揚光大，縱觀276年的明朝統治史也是特務組織的最猖獗、社會最黑暗的發展史。然而，讀過《三國志》的人，不難發現，早在三國時期，曹操就已經建立起一套非常成熟的特務政治體系了。

三國時期是個亂世，群雄揭竿而起，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社會秩序、道德秩序，有武器就是草頭王。當時在曹操的陣營里，人才來自各個方面，有投降過去的，也有各種背景的社會勢力的代表，可謂是龍蛇混雜。再者，曹操疑心重，對誰都不放心。

怎么樣才能充分發揮陣營里各路人馬的力量，同時又能對他們進行有力的約束呢？又能讓曹操用起來放心呢？“校事”就在這種情況下孕育而生——一個類似于明朝錦衣衛、東、西廠的特務機構。也就是曹操建立起一套獨特的監察制度，以特務政治的方式達到全面控制局面的目的。

《三國志?魏書?高柔傳》有記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說明盧洪是中國特務第一人。至于他們如何為所欲為、濫用權力、殘害無辜，在古籍中的記錄實屬不多。但古籍中記有當時軍中流傳的諺語：“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足以說明曹操的“特務”都是鬼見愁一般的人物。

在軍事上，曹操為了確保每次出征的將領能夠萬無一失，以照顧為名，實則對將領和官兵的家屬實施人質般的扣押，同時派出身邊的近臣侍從隨軍進行監督。在民政方面，除了既有的體制傳統之外，曹操還暗中建立了一套秘密的檢查體系，把人事權和考察權集中在自己手里。根據《三國志》的記載，這種監察體制延續到曹丕稱帝的時候還一直存在，儼然成為皇帝進行統治的日常手段。就在曹丕登上皇位的幾年內，通過這種秘密監察系統查辦的案件就多達上萬件。

根據《三國志》的記載，可以確定的有幾個方面：一是校事有秘密監視和接受檢舉的權力，可不具體執行法律程序。也就是說，他們不對罪犯進行審判和定罪執行。二是他們只向皇帝做秘密報告，然后由皇帝轉給相關官員進行系統審判和執行懲罰。三是這幫秘密機構的成員有固定的辦公地點，全國軍民，不管是誰，要是想告密，都知道去哪里找他們。說白了，這就是一幫只對皇帝負責的秘密機構，跟正常的官僚體系沒有交叉關系。

高柔，曹操時期的最高大法官。曾就“校事”嚴重破壞朝政與體制等向曹操進諫：“設法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曹操卻回答：“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事無大小皆能偵悉)，使賢人君之為之，則不能也。”

曹操說得很坦然，如果將全部精力用在“刺舉”上，賢人君子能做得到嗎？一般出身名門的人，都希望自己光明正大的在正常的官僚體系里當官，沒人愿意進入到這種不能見光的系統里去當秘密警察。所以當時擔任這些秘密官員的，都是些出身不咋地的人。雖說是出身不好和人品不咋地不能畫上等號，可是你想啊，這些人，平時那些名門望族都不拿他們當回事，一下子有了最高統治者直接賦予的權力，還沒有任何監督。更要命的是，這些人做的事，還不能在陽光下進行。不管是誰，進了這種系統，想不為所欲為都難。事實上，這些人也確實是做了很多壞事。比如說過去被誰拿白眼看過，這時候隨便找個罪名，就把這人給辦了。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組織，也就很好的能夠防止正常的官僚體系里的官員只報喜不報憂。

這些校事是在曹操的默許下行事的，但曹操又根本沒拿他們當人看，最起碼沒把他們跟賢人君子同等對待，這也是曹操對待“特務”的態度跟大明王朝統治者寵信特務的最大區別。畢竟，曹操是個做大事的人，他想的是重建國家和社會。不管什么時候，這樣的抱負，都少不了士大夫也就是君子們的合作。曹操用這些小人，其實也是給這些精英們一個警告：我干大事少不了你們，可是你們也要明白，我也能治得了你們。否則像高柔那樣的正直法官也會遭特務暗算。

曹操明知道那些校事都是小人的情況下，還對他們加以重用，只不過是為了在當時的局勢下保持系統的平衡，以便可以達到全面控制。待到曹操把江山事業做的越來越大的時候，為了網羅天下士人君子，就會把幾個別惡名最大的校事給殺掉。

你看，只對皇權負責的秘密機構雖然從漢武帝時期就已經出現，但真正把它發揚光大并形成制度的，還是曹操，而且也是在曹操之后，才逐漸形成了一種政治套路：在局勢混亂尤其是格局還不成熟的時候，任用小人組成秘密機構、充當政治打手的角色，等到局勢穩定和格局形成之后，再把這些小人殺掉，來平定人心。由此看來，曹操不愧是三國時期的一代梟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