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廣“弒父淫母”，千百年來史學界頗具爭議。指控楊廣“弒父淫母”的始作俑者是祖君彥。大業(yè)十三年(617年)祖君彥《為李密檄洛州文》，列舉了楊廣十大罪狀，以弒父為首，淫母次之。此后，一些史籍相繼沿襲或附會，野史中更是夸大其詞、眾說紛紜。值此隋煬帝陵在揚州蜀岡曹莊的發(fā)現及隋煬帝陵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之時，對隋煬帝楊廣的歷史評價和功過是非再次引起海內外華人的熱議，讓我們驅散籠罩在楊廣身上的陣陣陰霾，還他一個公道。

檄文之罵

隋末農民起義瓦崗軍的后期領袖李密(582-619)，字法主，京兆長安人，祖籍遼東襄平(今遼寧遼陽南)，父為隋柱國、蒲山郡公。李密襲父爵，為侍從官。大業(yè)初年，稱病自免官，閉戶讀書。大業(yè)九年(613年)參與楊玄感于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北)起兵反隋。玄感敗，李密逃亡。十二年(616年)，投入翟讓的瓦崗軍。在李密攻打滎陽之時，魏征為其寫過一篇檄文，題目是《為李密檄滎陽太守郇王慶書》，這位以“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而聞名天下的魏征，是這樣抨擊隋煬帝的：

“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生民，涂炭天下。璇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為淫亂……王之昏主，心若豺狼，仇忿同胞，有逾沉、閼，惟勇及諒，咸磬甸師，況及族類為非，何能自保……”

文中所指沉、閼即實沉與閼伯，相傳為帝嚳的兩個兒子。實沉與其兄閼伯不和，時動干戈。此外，甸師為天官之一，同姓王罪當刑者，由甸師斷獄。公族有死罪，由甸人施磬，“磬”，即懸縊殺之。通篇并未有弒父淫母之說。

隋大業(yè)十三年(617年)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于翟讓，為李密所得。李密敬重他，軍書羽檄，皆出他手。祖君彥《為李密檄洛州文》，作于李密攻取洛口倉后進軍洛州(現洛陽市東北)的前夕。檄文如是說：

“……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圣寶，胠篋以取神器。及纘承負扆，狼虎其心，始曀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為梟獍，便行鴆毒。禍深于莒仆，釁酷于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其罪一。禽獸之行，在于聚麀，人倫之體，別于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敤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于先皇嬪御，并進銀環(huán);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

人們可以從魏征與祖君彥兩篇同為李密所寫的檄文中看出差異。魏征抨擊隋煬帝，以事實為依據，不信口雌黃：如“剝削生民，涂炭天下”、“心若豺狼，仇忿同胞，有逾沉、閼”等。而祖君彥“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為梟獍，便行鴆毒”四句，后人解讀為“弒父”。從語氣上來看，是順勢而下，似乎“侍疾禁中”，便必定會產生“遂為梟獍，便行鴆毒”的結果。其中“梟獍”一詞，梟為惡鳥，生而食母;獍為惡獸，生而食父。在這篇檄文中，祖君彥還說楊廣弒父的手段是用鴆毒，也就是喝的毒酒。

這第二條罪狀，且不說被史書中盛贊為“質邁寒松”的蘭陵公主有多剛烈，說她以“逼幸告終”是多么可鄙，其“逮于先皇嬪御，并進銀環(huán);諸王子女，咸貯金屋。”則被后人渲染為“淫母”。

祖君彥如此詛咒、謾罵隋煬帝，有什么依據呢？縱觀祖君彥的履歷，他在隋朝只是一個九品書佐，代理過宿城縣令，后又遷至山東東平郡，遠離宮闈，說祖君彥是親眼目睹或親身經歷過楊廣弒父淫母的事，是無稽之談。那么，祖君彥為何誣陷楊廣呢？一切還得從他的家世及個人經歷談起。

祖君彥(？-618年)，范陽人。容貌短小，博學強記，言辭訥澀。其父原北齊尚書左仆射祖珽，是一個權傾朝野卻缺乏德行的人。祖珽在朝中狼狽為奸，陷害忠良。北周名將韋孝寬屢與斛律光交戰(zhàn)皆不能獲勝，知道后主高緯昏庸，又聽說斛律光與祖珽等權臣有隙，便制造了斛律光篡位的謠言，編成兒歌，在北齊都城鄴城歌唱，說“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叫人上奏給北齊后主高緯。高緯向祖珽問起這件事。祖珽便解釋說：“百升，就是斛;明月是斛律光的小字;盲老公就是講我(祖珽是雙眼瞎);多嘴的老母，是指高緯的乳母、當時北齊宮中最有權勢的女人陸令萱。斛律一家累世為大將，歌謠所說的，確實使人害怕。”武平三年(572年)六月，高緯假賞給斛律光駿馬一匹，約其第二天游觀東山，誘到宮中，將其殺害，時年58歲，并以謀反罪盡滅其族。高緯自毀棟梁，周武帝滅了北齊。

隋文帝楊堅當時是北周的大臣，十分清楚此事的內幕。在內史侍郎薛道衡向楊堅推薦祖君彥時，文帝便說：“是那個殺斛律明月的祖珽家的兒子吧？朕不用。”到了煬帝當政，尤忌名士，遂將祖君彥調至山東東平書佐，祖君彥自以為懷才不遇，常憤憤不平、胡思亂想。

大業(yè)十三年(617年)，瓦崗軍攻取洛口倉，煬帝特詔王世充發(fā)兵以拒李密。及李密敗，王世充見到祖君彥，當面責問：“你為李密罵朝廷罵夠了吧！今日被擒，還有何顏面？”君彥回答：“并非出自于本意，只是各為其主，并不慚愧！”王世充見祖君彥嘴硬，將祖君彥一頓暴打，祖君彥筋疲力倦昏倒于樹下，此時的王世充已有叛隋之心，見祖君彥的如此慘狀，頓生一絲悔意，命手下醫(yī)官許惠照看一下，待其蘇醒。不料，郎將王拔柱搶先一步說：“這種搖筆桿的書生，死有余辜！”說著用腳“蹴”(踢、踏)其心，祖君彥當即死去。過后又將尸體拖到西近洛陽的偃師，以示羞辱。

弒父之疑

隋文帝楊堅是否被弒，其彌留之際的情況至關重要，《隋書》中是這樣記載的：

“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并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初十日)，上疾甚，臥與百僚辭訣，并握手歔欷，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十三日)，崩于大寶殿。時年六十四。遺詔曰：……庶藉百僚智力，萬國歡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于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今惡子孫已為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yè)。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wèi)，具已論述。皇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yè)，堪成朕志。但令內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

七月初十，文帝的病日益加重，召百官入宮“訣別”，與百官“握手歔欷”。《隋書·何稠傳》還記載了文帝臨終前對何稠說：“以前，你曾安葬過獨孤皇后，今我死，宜好安置。我講此話，還有什么益處呢？只是經常想到獨孤皇后，難以忘懷。倘若皇后魂靈有知，我與她當相見于地下。”說著說著，又招手讓太子近前，摟著楊廣的頸項說：“何稠用心，辦好我所托付的后事，你要依據辦事的情況，與何稠共同商量處理。”由此可見，楊堅得病、病重直到死亡的過程，特別是臨終前的七月初十到十三的三天時間，史書都有明確記載。文帝的死是從容、安詳的。這些細節(jié)流露出了這對皇家父子少見的真摯的情感。

還有一個小故事。文帝臨崩時跟楊廣說：“章仇太翼，非常人也。有先見之明，前言后事，未嘗不中。當初吾欲臨幸仁壽宮養(yǎng)病，太翼諫阻，吾不聽。太翼再三奏曰：‘臣豈敢矯飾其詞，但恐是此去，皇上鑾駕將不得回返。’吾大怒，將其拿下，關押在長安獄，并言明若到返還之日當即處斬。如今，果然患病不起。你應當釋放他了。”隋煬帝即位后，對章仇太翼更為器重。曾對其說：“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賜姓盧氏。”后世多稱章仇太翼為盧太翼。

《隋書·煬帝本紀》中的記載更為簡潔：“(仁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壽宮。八月，奉梓宮還京師。并州總管漢王諒舉兵反，詔尚書左仆射楊素討平之。”

矛盾之章

《隋書》紀傳部分，由魏征主編，成書于唐太宗貞觀十年(636年)。《隋書》的修史水平是較高的。主要是因為修史當時離亡隋時間較近，當時還存有數十卷《開皇起居注》等。參與撰寫者均是當朝文章翹楚。據劉知幾《史通》說，參與撰寫《隋書》還有顏師古、孔穎達等和于志寧、李淳風諸人。由于各自的經歷、學識以及觀察問題的立場不同，對同一件事的表達方式、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也就出現了序論與列傳說法不一致，甚至有些矛盾的章節(jié)。比如，《隋書·后妃列傳》與《隋書·楊素傳》中就出現了楊廣“淫母弒父”的情節(jié)。楊廣調戲宣華夫人是引發(fā)“弒父”的導火線。有以下幾個疑點：

昔日楊廣在藩，行奪宗之計，以宣華夫人為內助，且頗得力。煬帝與宣華夫人關系密切、感情也深。宣華夫人死后，煬帝曾作《神傷賦》。既然如此，宣華夫人就不可能在此關鍵時刻，到一個行將就木的隋文帝面前告楊廣的狀。這是一。其次，宣華夫人起身更衣，當有宮女侍候。一向以“矯情飾貌”著稱的楊廣不會在此時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再次，楊廣與宣華夫人、容華夫人的艷史在后人看來具有太多荒淫之處，但在當時卻很平常。因為隋皇室的祖先是鮮卑化的漢人，多與鮮卑人通婚。鮮卑的婚姻制度大體上保留了及父兄死，后母與嫂從子弟配等風俗。隋唐皇室中多有行鮮卑人以繼母為妻、以寡嫂為妻的婚俗事例。朱熹說：“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隋唐文化本為一體，此說同樣可以解釋隋朝的諸多“亂倫”事件。

煬帝正說

檄文是一種軍事文告，是出征前的戰(zhàn)書。劉勰在《文心雕龍·檄移第二十》中稱：“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眾條，莫之或違之者也。”所有文檄，皆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捉刀代筆。在構思和遣詞造句上以壓倒一切的氣勢和鏗鏘有力筆調為主，不像志書以事實準確為前提，說一些以偏既全、捕風捉影的事也在所難免。所有這些均與執(zhí)筆者的品格與修養(yǎng)相關。祖君彥可以罔顧事實，編造楊廣弒父淫母的罪狀，生活在同樣兵荒馬亂環(huán)境中的魏征卻做不到，魏征不說妄話。

再比照一下另一篇著名的檄文，也就是駱賓王所撰著名的《討武曌檄》，文中指責武則天“殺姊屠兄，弒君鴆母。”據《舊唐書·外戚傳》載，武則天被冊立為皇后之后，陸續(xù)殺死侄兒武惟良、武懷遠和姊女賀蘭氏。兄武元慶、武元爽也被貶謫而死。但史書中并無武則天謀殺唐高宗和毒死母親的記載，說明“弒君鳩母”是胡亂編造的謊言。

人們也許應該意識到，祖君彥《為李密檄洛州文》言辭精巧的影響是深遠的。特別是“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這幾句，也就是成語“罄竹難書”的出處，其影響是難以泯滅的。

《隋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全書貫串了以史為鑒的思想。魏征在給唐太宗上書時曾經說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愿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魏征對亡國之君隋煬帝發(fā)出無限感慨：“史臣曰……地廣三代，威振八纮，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委積于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guī)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奸，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兇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

魏征在這里又一次以如椽之筆拯救了中國人的歷史良知，也拯救了隋煬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