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為了樹立自己的理論和學說，除了闡發一己觀點，還不免和其他門派發生爭論和摩擦，這個時候辯論藝術就顯得很重要了，不會辯論，就甭想讓自己的學術立足。哪怕是天生口吃的韓非子，雖然不能口辯，但也要在字里行間顯示其巨大的邏輯性。其他墨家、縱橫家、名家、道家莫不如此，尤其是儒家的孟子，以“好辯”聞名天下。

有人問孟子，孟老師你怎么這么好辯？孟子說：“你們以為我喜歡辯論嗎，還不是因為現在的人理論素養低，聽不懂我的話，我不得不跟他們辯。”誠然，孟子是很好辯的，一部篇幅并不算很長的《孟子》，其精彩章節往往就是辯論部分，與諸侯辯，與卿大夫辯，與各路學者辯，甚至與庶人辯，孟子的觀點就是通過這一次次的辯論樹立起來的。

然而，盡管辯論的目的是為了否定對方，肯定自己，但辯論雙方還是有一個交集：必須有一些觀點和道德標準，是雙方都認可的。只有這樣，辯論才有可能進行，否則雞同鴨講，毫無意義。而孟子就是善于利用這一點，在辯論的時候先設置好背景，將對方往共同點上引導，最后在共同點這塊背景板上，顯示對方的荒謬性。

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想勸說梁惠王與民同樂，不要荒淫過度。于是，他一見到梁惠王，就劈頭蓋腦地來這么一句：大王，聽說你很喜好音樂？梁惠王一聽，臉唰地紅了，說：“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梁惠王其實喜歡的是流行音樂，而不是古典音樂，孟子一問他，就把他將住了。孟子這么一設問，其實事先已經設置了理論標準：古典音樂才是高大上的娛樂，流行音樂是見不得人的玩意。這就說明戰國時期的貴族，在藝術上有一個共同的標準：崇尚古典音樂。古典音樂能陶冶高尚的情操，流行音樂則讓人羞于提起。

孟子設置的這一理論標準，一下子就讓梁惠王窘迫不已，接下來更步步被動，最后不得不承認孟子提出的“與百姓同樂”。

再例如孟子見齊宣王，討論治國之道。孟子總是想方設法向對方推行儒家的“仁”，齊宣王就是不上架，總是這么幾句話：“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反正就是繞開儒家的道德標準，不跟孟子有交集。

孟子則見招拆招，齊宣王說自己“好勇”，孟子則說，大王你好勇不要緊，只要你能擺脫“匹夫之怒”，要有大公無私的怒，“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至于“好色”，孟子說也不是問題，只要大王你向周朝的祖先學習，在娶嬌妻、家庭和睦的同時，也讓天下男女個個能得配偶，“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大家都幸福;還有“好貨”，只要讓大家都能豐衣足食，都有固定的資產，天下財貨不占為己有，“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說得齊宣王無路可退。

齊宣王這三個不良嗜好，一一被孟子擴大成美德，這也說明當時社會還是有共同的道德標準：主張有正義感的憤怒，社會成員在財產和滿足家庭需求方面都要有均衡照顧。有了這個交集，孟子才有可能以此作為引導齊宣王的渠道，從而宣揚自己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