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字獄主要集中在洪武年間和永樂之后幾年。而且除了方孝孺之慘烈外，其他文字獄規(guī)模并不大。持續(xù)時間也不算太久。對明朝整體實力影響不是很大。而清朝文字獄則是對中國文化傷筋動骨的摧殘了。明史案，南山集案，呂留良案，加上清初的科場案，哭廟案，奏銷案，前后持續(xù)了約一個半世紀。受刑文人遍及全國精英，若論明清皆有文字獄而視之如一，那可就是忽略了質變與量變的根本差別了。一個人判十年徒刑，出來仍能自立，生活，若判個五十年一百年，可就要絕后了。如果十年動亂不是七十年代中期及時結束，隨后及時恢復高考，再運動個幾十年的話，老一輩學者相繼謝世后，中國傳統(tǒng)學術可就要真絕了。

清以前，晚明的思想運動，王學左派、顧炎武、黃宗羲對明朝皇權提出的嚴厲的批評，并且有許多政策、學術上的建議和探索。在清朝士人眼中，這些人都成了無父無君之人。所以清朝這一個半世紀文字獄的殺戮，徹底扭轉了晚明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而重新回到了極端皇權的時代。楊珍的《清朝皇位繼承制度》對清朝皇權的集中，有相當精彩的闡述，明朝雖然朱元璋廢相，而一度集大權于一身，皇權達到頂峰，其后皇權卻是不斷削弱的過程，內閣逐漸有相權之實。而清朝則從建國到乾隆，一直在不斷的強化皇權，直到在外國勢力的打擊下喪失部分主權后，皇權才逐漸削弱，而這個削弱也首先是因為主權的喪失。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絕對不是一句“清承明制不詳說”所能解釋的。清朝末年的思想解放與反思，是在外國思潮的影響下興起的，與明朝完全自發(fā)的思想解放與反思，價值完全不同。晚明的思想反思，說明中國傳統(tǒng)思想，在明朝制度下是可以自我修補的。而清朝的反思則直到外力沖擊才顯露出來，才說明了清朝政治高壓下，對思想的強有力控制。

本來清儒對明儒的反思后，走樸學的扎實之路，講求實證，學風非常正派大氣，顧炎武，黃宗羲為清初學者起了個好頭。但是連續(xù)一個半世紀的文字獄，殺的士人緘口不敢談時事，講求實證的治學思想，無法在現(xiàn)實中實現(xiàn)，便埋頭故紙堆，雖然清儒有考據(jù)的巨大功勞，對中國學術全面的整理，但因為無法在現(xiàn)實中有所發(fā)揮，而成了死學問。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將晉以下視為真理的《古文尚書》，一舉證明乃是晉人偽作。這絕對是巨大的成就，可以同意大利歷史學家瓦拉發(fā)現(xiàn)羅馬教皇擁有至高無上權力依據(jù)《君士坦丁獻土》文件為偽造的成就比美。但在清代竟然對思想界沒有產生革命性的影響，而只引起考據(jù)學上的轟動。清儒學問成就雖高，卻于經(jīng)世無一用。“萬馬齊喑究可哀”就是在乾嘉學派尚稱昌盛的時代發(fā)出，正是清朝連續(xù)的文化高壓下的結果。

明儒空疏而不讀書，清儒專注考據(jù)而不聯(lián)系實際，恐怕才是明清儒家學者兩代最大的弊端。明儒空疏實在不能講是他們讀四書五經(jīng)讀的。而確實是八股文應該改革了。而清朝學者不聯(lián)系實際的弊端，則確實是清朝文字獄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