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有資格被譽為“千古一帝”的皇帝肯定不多，就算能找出幾個，大半也都有爭議。如果一定要找一個共識最多、爭議最少的，那恐怕就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屬了。但是，即便李世民能當之無愧地獲此殊榮，也并不表明他就是完美無瑕的。

無論李世民如何天賦異稟、才智過人，他身上也難免會有一些人性的弱點。

換句話說，李世民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杰出政治家，并不是因為他沒有弱點，而是在于他有一個辦法對治自己身上的弱點。

這個辦法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兩個字——納諫。

“納諫”這種事，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因為人都是愛面子的，沒有誰喜歡被人批評。就算是一個普通人，也不愿意整天被人說三道四、指手畫腳，更不要說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帝了，通常更聽不進任何不和諧音。

然而，李世民偏偏就愿意聽。

不但愿意聽，而且還對此求之若渴、甘之如飴！

這并不是說李世民天生就是一個受虐狂，而是因為他深知——“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籍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

鑒于隋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李世民一直具有非常強烈的憂患意識。他認為，倘若當皇帝的都像隋煬帝那樣“好自矜夸，護短拒諫”，那么結果就是“人臣鉗口”，最終必然“惡積禍盈，滅亡斯及”。所以早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就一再對大臣們強調：“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須極言規諫。”(《貞觀政要》卷二)在李世民的極力倡導和鼓勵下，貞觀群臣諫諍成風，人人勇于進言。而其中對李世民影響最大、對貞觀善政貢獻最多、在歷史上享有“第一諍臣”之美譽的人，無疑就是魏征。

魏征曾經有過一個奇怪的言論。

他說他不想當忠臣。不想當忠臣，難道還想當奸臣？

不。魏征說，他想當一個“良臣”。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當魏征在朝堂上公然說出這番話的時候，李世民大為詫異：“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區別嗎？”

魏征說：“所謂‘良臣’，應該像稷、契、皋陶那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而所謂‘忠臣’，只能像龍逄、比干那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并喪，空有其名。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區別大了！”

李世民恍然大悟，“深納其言”，當即賜給魏征五百匹絹。

魏征的這番言論乍一聽很有顛覆性，其實只是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當臣子的固然要對君主盡忠，但這種忠卻不應該是“愚忠”，而是“巧忠”。也就是說，進諫并不是以一味蠻干、面折廷爭為美，而是要講究力度、角度、限度，以君王樂于接受為前提，以剛柔相濟、恰到好處、切實可行為美。

《菜根譚》中有一句話說：“攻人之惡勿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過高，當使其可從。”魏征的進諫有時候就頗能體現出這種中道的智慧。

比如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曾經用一種頗為自得的口吻對大臣們說：“人們都說天子至尊無上，所以無所忌憚，可朕就不是這樣子。朕總是上畏皇天之監臨，下畏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人望。”

李世民所說的固然是實情，可像他這樣自己說自己的好，未免就有點“矜夸”的味道，而且潛意識里也是希望博得群臣的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