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中原地區的漢人都穿著寬袍大袖的衣服，這種衣服不但浪費布料，而且在行走時異常笨拙、行動起來很不方便。

如果是在日常生活中，還無所謂，但在戰場上就麻煩了，因為戰場上講求的是行動迅速、靈活機動，衣服太長太寬，跑起來拖泥帶水，特別不方便，很多中原士兵在與胡人交戰時，就因為受衣物所累，被胡人追上，或當場被砍死，或做了俘虜。

相比之下，胡人的衣服則非常有優勢，他們穿的是短衣窄袖，行動起來方便快捷，因此在戰場上總是處于主動地位。

第一個注意到這種差別的，是趙國國君趙雍(即趙武靈王)，趙武靈王看到了問題所在，便思考變革的方法，最終決定向胡人學習，改變現在的服裝式樣，改穿胡服，并學習騎射。

如果放在現在，“向對手學習”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在那個時代，還沒有“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意識，在人們普遍的思想觀念中，“中原王朝”的文明是最好的文明，化外之邦的“蠻夷戎狄”都是野蠻人，我們豈能向他們學習呢？

因此，武靈王意識到了變革一定會受到阻力，便與大臣樓緩商量這件事。他對樓緩說：“要想成就高于世人的功名，就一定會有拋棄世俗的連累。所以，我打算改穿胡人的服裝，你看怎么樣？”樓緩想了想，沒有提反對意見，表示同意。

武靈王又去征詢另一個大臣肥義的意見，對肥義說：“我改穿胡服是為削弱敵人，既可減輕民眾制作服裝的勞力，又能增強戰斗力，是一舉多得的好事。但自古以來，敢于創新的人，總是會遭到民眾的抱怨，現在我想改穿胡人的服裝，練習騎射，可大家一定會反對我，我應該怎么辦呢？”

肥義聽罷說：“追求高德行的人不會附和世俗，成就大事業的人不會謀求和凡夫商議。既然您的變革有利于國家和民眾，那還猶豫什么呢？”

得到了兩位大臣的支持后，武靈王堅定了改革的意志，便宣布實施改革：全趙國境內改穿胡服，練習騎射。

果然不出所料，此決定一經宣布，便遭到了幾乎所有王公大臣們的強烈反對。趙文、趙造、趙俊、周袑等王室成員及國家重臣，都紛紛站出來反對武靈王的主張，認為武靈王改穿胡服之舉有違祖制，向胡人學習，有自輕自賤之嫌，只有遵循舊制才是正當的選擇。

趙成是武靈王的叔叔，在眾大臣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他的觀念，能左右眾大臣的觀念。可是，當改革措施宣布后，公子成卻站在了保守派一邊，和眾大臣一起反對侄兒的改革;而且，為了表達自己堅決反對的決心，竟然假稱患病，不來上班了，以怠工來進行抗議。

武靈王一看，感覺到此事阻力太大，但改革是利國利民的好事，所以必須堅持。他知道叔叔趙成在眾大臣中影響非常大，如果能爭取到他的支持，改革基本就成功了。所以，他便派了一個叫王緤的心腹到趙成家探問，同時轉達他的話。

王緤便來到趙成的府上，代表武靈王問候趙成，并以武靈王的語氣對趙成說：“我已經穿上了胡服，要這樣來朝會群臣，希望叔叔也穿上它。我之所以決定改穿胡服，并不是為了縱情享樂，純粹是為了國家強大的目的。如今我發布命令改換服飾而叔叔不穿，天下人就會議論紛紛。因此希望借助叔叔的威信，來成就穿胡服的功業，特派王緤去謁見叔叔，請您改穿胡服！”

趙成聽完王緤的話后，不悅地說：“中原各國是聰明睿智的人所居住的地方，是萬物財貨積聚的地方，是賢人圣人推行教化的地方，是仁義實施的地方，是《詩》、《書》、禮、樂得以應用的地方，是遠方人奔赴觀光的地方，是蠻夷傾心向善的地方。現在君王拋棄這些而穿著遠方的服飾，更易古時的教化，改變古時的常道，悖逆民眾的心愿，激怒學者，遠離中原各國傳統，因此希望君王三思而后行啊！”

顯然，趙成這個花崗巖腦袋，輕易是砸不開的，如果想要使它開竅，必須用重錘猛力敲擊才行。于是，武靈王決定親自到叔叔家去做說服工作。在戰國時代，是特別講究禮節的，趙成雖然是武靈王的叔叔，但他仍然是武靈王的臣子，因此，君王不惜區駕親自登門看望臣子，這是極重大的禮節。武靈王就是想以此來感動叔叔，讓他放棄保守思想，支持自己的改革。

于是，武靈王親自來到趙成家看望叔叔，同時苦口婆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叔叔啊，服裝是為了方便穿，禮法是為了方便行事。不知道的事不妄加懷疑，不同于自己的意見不隨便否定，應該博采眾家之長以求完美。改穿胡服、練習騎射，是為了防備臨近的邊疆。這是利國利民利萬代千秋的益事，您作為老臣，作為我的叔叔，應該支持侄兒才對啊……”

武靈王滔滔不絕耐心細致地為叔叔分析利弊，擺事實、講道理，終于使趙成開了竅，表示要支持侄兒的改革，他說：“我愚昧無知，沒能明白君王的深謀遠慮，竟敢稱道世俗的見解，這是我的罪過。現在我明白了，我完全贊同君王的主張！”有了叔叔的支持，余下的事情就好辦了。那些守舊的大臣，一看趙成都穿上了胡服，也就不再堅持己見，也都穿上了胡服。就這樣，在經歷了重重阻礙之后，“胡服騎射”的改革得以推行，此舉大大改變了趙國人的精神面貌，提升了軍隊的戰斗力，趙國因此迅速強大起來，成為戰國后期唯一能夠與秦國相抗衡的強國。

這是我在司馬遷的《史記?趙世家》中讀到的史料，讀完之后，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知道歷朝歷代的改革，都會遭到反對，所以戊戌變法才以失敗而告終，但戊戌變法之所以遭到利益集團的反對，是因為變法措施損害了利益集團的自身利益，因此他們起而反對，也可以理解。

但“胡服騎射”這件事，完全是不損害任何集團利益、且利益如此明顯的一項改革舉措，卻遭到了那么多人的強烈反對，真的讓人不可思議。

這印證了魯迅先生的那句話：“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在某些抱著正統思想不放的士大夫的觀念里，改革就是“洪水猛獸”，某些士大夫集團站在社會改革的對立面，成為歷史車輪呼嘯前進的絆腳石。在中國，變革之難，難于上青天！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商鞅會車裂而死、譚嗣同等六君子會血染菜市口刑場了。正如柏楊說的：“停滯的力量，似乎永遠超過進步的力量，正是中國人苦難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