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明憲宗朱見深在位的二十三年(公元1465年---1487年)，可以說是一個“八卦”很多的時代。

論“家庭生活”，朱見深寵愛比他年長十九歲的貴妃萬貞兒，放任萬貞兒把持后宮，逼眾多妃子墮胎。間接造成了他的兒子朱祐憆的艱辛童年。

論“業余愛好”，朱見深酷愛修道煉丹，甚至在后期一度不理國事，他所寵愛的“傳奉官”們，盡是些裝神弄鬼的巫師神漢，不但誆騙國家錢財，更借他旗號橫行霸道。

論“選賢任能”，他寵信宦官，開設西廠，制造冤案，心腹太監汪直被后人罵做“明朝四大禍國權閹之一”。內閣大臣被戲稱為“紙糊三閣老”，六部堂官被諷刺為“泥塑六尚書”。論“工作成績”，國家內外交困，賦稅遞減，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邊關烽火連年，朝政烏煙瘴氣。“八卦”如此之多，自然難稱圣君。

但說起這個時代，許多后世史家卻有一個獨特的評價---主昏于上，臣奮于下。細數成化朝時代的文臣武將們，便知此言不虛。武將方面，平定大藤峽叛亂的韓雍，平定荊襄流民起義的項忠，兩戰河套重創韃靼的王越，苦心經營邊防，營造延綏一帶長城的余子俊，皆當世不世出之名將。閣臣方面，早期的內閣大學士李賢，陳文，彭時，后期的商輅，均是頗具宰輔之才的能臣。

六部的堂官里，吏部尚書王翱是名垂青史的清官，戶部尚書李敏以善于理財聞名天下，兵部尚書馬文升是久經沙場的老將，刑部尚書林聰以鐵面無私著稱，工部尚書王復號稱“機巧天下”，是中國古代史上有名的工程水利專家。禮部尚書鄒骭博學多才，史載“通曉歷朝儀典”。

宦官們雖說“亂政”，卻也有懷恩，陳準，蕭敬這樣“公忠體國”的“好公公”。地方官里的王恕，林俊，劉大夏，也皆造福一方。甚至就連被看做“無用小人”的“傳奉官”中，也出了剻祥(天安門的設計者)這樣名垂青史的能工巧匠。“奮于下”的臣子們，若編一個花名冊，可謂是群英薈萃。與“昏于上”的成化皇帝朱見深對比鮮明，構成這個奇特的時代。

這個奇特的時代究竟是什么樣子呢？還是讓我們從“昏于上”的朱見深說起。

成化皇帝朱見深，這位歷代史家素來評價不高，被認為“昏于上”的帝王，在他即位的早期，卻一度被看做“圣君”。

那時候他剛接下父親留下的“爛攤子”，天順八年(1465年)正月二十二日即位，五天以后，廣西大藤峽叛亂的消息就送到京師，這場被瞞報了數月的叛亂，此時已經席卷整個廣西省，并蔓延到廣東雷州，新江，陽江等地區。可謂是“當頭一棒”。

接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個月后，從天順七年開始持續發生暴亂的荊襄地區，三月初五在湖北房縣正式爆發了明王朝立國以來規模最大的流民起義，參與人數多達五萬多人，并以白蓮教為“精神旗幟”，建立“漢王政權”，改年號為“德勝”。

于此同時，以河套為根據地的蒙古韃靼部落，在數月間對明朝北部邊陲發動了大小三十多次侵擾。弱冠登基，即面臨內外舉步維艱的局面。

但出乎意料的是，這位沉默寡言且說話有些口吃的年輕皇帝勇敢的迎難而上。

國家大事上，他信任李賢等能臣，妥善調動兵馬，啟用韓雍，白圭，項忠等能將剿滅叛亂。同時對父親朱祁鎮的錯誤“撥亂反正”，恢復了叔叔朱祁鈺在位時的“年號”，為遭冤殺的于謙平反，重新啟用被貶官甘肅的名將郭登，整頓團營，加強國防力量。

更“從諫如流”，鼓勵臣下大膽進言，罷免天順朝時代4000多名借“復辟”獲得權位的昏官庸官，“勤政”方面更是兢兢業業，但凡是啟用的大臣，皆推心置腹，信任有加。

正因如此，雖幾經反復，大藤峽和荊襄流民叛亂相繼被平定，盤踞河套草原的韃靼部落也一度被逐出，明王朝在湖廣一帶正式建府，設立衙門開墾土地，既增加國家稅收又緩解流民問題。起初內外交困的“困難期”，終于平安度過。

但漸漸的朱見深卻“三分鐘熱度”，反而屢屢作出令朝臣深感不可思議的事情，先是天順八年(1466年)一月，沒收了天順朝時代罪臣的土地后，即開設“皇莊”，雖然御史齊莊等人上奏章批評這是“與民爭利”，但“皇莊”這個為明朝土地兼并起到“帶頭”作用的機構，從此開始了膨脹。

接著幾天后，提升思禮監工匠姚旺為文思院大臣，“傳奉官”之禍即由此開始。

八月二十二日，僅因新冊立的吳皇后責打了萬貴妃，竟一怒之下將吳皇后廢黜，連帶著將支持吳皇后的托孤太監牛玉等人流放，造成政壇地震。這之后，隨著大明朝政局的日益平穩，朱見深開始荒廢國事，沉迷于修道，煉丹，念經等“宗教事務”，更大興土木興建各類道觀寺廟，耗費國家錢財無數。萬貴妃把持后宮，且與萬安，劉吉等大臣勾結，排斥異己。

如僧人繼曉，道士李孜省等“傳奉官”竊據官位，仰仗朱見深的信任橫行霸道。太監汪直專權，設立西廠，不但監視百官，更制造冤案，多次草菅人命。大批太監受命外出“采辦”，大肆勒索地方敲詐百姓，導致民不聊生。

而隨著李賢，彭時等內閣重臣的去世，如萬安，劉吉等尸位素餐的昏官入主內閣，在朱見深“怠工”的情況下，出現了“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的景象。國家大局，在經過短暫的“勃興”后，重又江河日下。

當然，在這個“轉變”里，朱見深也同樣保持了一些“美德”，比如他的“寬容”，做太子的時候就很寬容，朱祁鎮復辟后，因深恨弟弟朱祁鈺八年來對自己的“迫害”，一度想讓朱祁鈺的遺孀汪氏殉葬。還是太子的朱見深卻苦苦哀求，終保下了嬸嬸的性命。

后來即位登基后，在位二十三年，許多忠直大臣都曾犯言直諫，直斥朝政乃至朱見深本人的種種弊病，無論措辭多么“難聽”，朱見深卻大多能忍受，更未因此殺害過一個大臣。雖然他也從不接受意見，卻全無朱元璋，朱棣等人的殘暴。

他的專情更為人所稱道，對年長他十九歲，早在太子時代就與他相依為命的萬貴妃，一生寵愛有加，即使在萬貴妃年老色衰后也不離不棄，可稱是“模范丈夫”。

但透過這些“寬容”“專情”再往深里看，大藤峽叛亂以及荊襄起義的奏報送到京城時，朱見深的第一反應，并不是龍顏大怒，相反卻是當著滿朝文武，重重的“唉”了一聲。

太監梁芳趁替朱見深管賬時中飽私囊，后被朱見深發覺卻百般狡辯，朱見深氣憤異常，卻還是跺跺腳憤然離開，并未對梁芳有任何“治罪”。甚至在朱見深的母親周太后詢問他為什么寵愛年長自己十九歲的萬貴妃時，朱見深的回答卻是：“有她在身邊，我就覺得心里安寧。”(彼撫慰，吾心安)

此情此景，也恰恰印證了明史學家孟森的評語----------——“明憲宗一生都是一個怯懦的人，無論面對朝政還是面對宮廷，無論是他對待直臣的“寬容”態度，還是他在位時期的怠政，以及他對于萬貴妃和諸太監的放縱，都印證了他性格中最重要的品質：怯懦。”

恰恰是在明憲宗的這種“怯懦”下，萬貴妃在后宮氣焰熏天，劉吉，萬安，劉詡，彭華等閣老們“行政不作為”，六部堂官們得過且過，汪直，尚銘，梁芳等宦官們權傾朝野，橫行無忌。可也恰恰是明憲宗的“怯懦”，諸多直臣敢于上表抨擊，留下千古直名，地方能臣們同樣放開手腳，做出一番事業。

因此，有了成化朝“主昏于上，臣奮于下”的結局。漸漸積弊重重的明王朝，也正由于“臣奮于下”，終究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