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外國人的立場看日本，日本的文化習俗中有許多匪夷所思的東西，比如藝妓、相樸、切腹，混浴亦是其中之一。

原湯原汁的混浴在日本盡管已成為歷史陳跡，其風流遺韻，卻是綿綿不絕，近來似乎又有復興的勢頭，旅游勝地、娛樂中心競相打出招牌，混浴愛好者們成立了“保衛混浴會”，會員多達萬人。這表明，一個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性是不可以輕易改變的，總會與時俱進，變著法子表現出來。

據日本的混浴專家考證：早在兩千多年前，日本人就開始男女混浴，那時日本遍地都是溫泉，為混浴創造了便利的條件。這個發現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意義。試想兩千多年前，日本尚處原始社會，人沒有羞恥感，男女混浴是很正常的。值得注意的是，進入農業文明社會后，在很長的時間里，日本依然保持這種原始的風尚。十六世紀葡萄牙傳教士路弗洛依斯在《日歐比較文化》一書里這樣寫到：“我們歐洲人在室內洗澡，避開別人。在日本，男男女女，連和尚都在公共浴場洗澡，還有，晚上在門口洗澡。”同時期朝鮮通信使黃慎在《日本往還日記》中也記述：“俗尚沐浴，雖隆冬不廢。每于市街設為浴室，以收其直。男女混處，露體相狎而不相羞愧。”

然而到了江戶時代中期，事情有了變化。由于混浴帶來副產品——性病泛濫及社會風氣的敗壞，加上儒家嚴正的理學此時正成為治國安邦的思想意識形態，幕府當局發出混浴禁止令，公共澡堂從此開始實行男女分浴，之后禁令屢屢不斷，其情形，正如江戶文人寺門靜軒在《江戶繁昌記》(1834)中記載的那樣：“混堂或謂湯屋，或呼風呂屋。堂之廣狹蓋無常格，分畫一堂作兩浴場，以別男女，戶各一。”文中最后提到的澡堂規則中有一條就是：“男女混浴之禁，最宜嚴守。”然而，根深蒂固的習俗決不是一紙禁令能夠輕易消除的，更何況，這種“分畫一堂作兩浴場，以別男女”的格局依然帶著明顯的“混”的遺跡。正如上文接著寫到的那樣：“當兩戶間作一坐處，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監此而收錢戒事者謂之番頭。”這就是說，更衣室的上部是相通的，隔眼不隔耳，“番頭”(澡堂主人)坐在高高的床座上，兩面把門，雄視陰陽兩半的世界;而且，浴池也是明分暗連，中間僅隔一層薄薄的木板，水下是相通的。在這種曖昧不清的空間里，能否真的保證“男女有別”，是值得懷疑的。而最主要的是，幕府的混浴禁止令僅限于公共澡堂，除此以外的地方，如溫泉旅館，卻聽之任之，這等于形同虛設。

混浴真正受到重創，是到了明治維新時期。1853、1854年美國遠東艦隊司令佩里兩度率“黑船”闖進東京灣，敲開了日本國門，目睹當地男女赤身裸體、滿不在乎地混俗，很是鄙夷，認為：“這個城市居民的道德心頗值得懷疑。”還讓隨軍記者畫下了溫泉浴場男女混浴的場面。這番東洋景若干年后通過他的《日本遠征記》向全世界曝光，使日本人蒙受恥辱。明治維新在輸入西方的堅船利炮、科學技術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人的兩性道德和廉恥觀念。日本人要脫亞入歐，與碧目隆準的歐洲人平起平坐，生活方式上豈能不接軌？那時日本人穿西服，喝咖啡，跳華爾茲，說鳥語，樣樣模仿歐洲人，洗澡當然不能例外。明治五年，東京府頒布了風俗禁止令，其中一條就是“禁止男女混浴”，這說明至少在日本的上層社會或知識界，人們接受了混浴恥辱的觀念。然而對日本的草根社會，這一紙禁令究竟有多大作用，依然很值得疑問。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知日家黃遵憲時任駐日參贊，其《日本雜事詩》里有一首就是寫混浴的：“蘭湯暖霧郁迷離，背面羅衫乍解時，一水盈盈曾不隔，未消金餅亦偷窺。”還意猶未盡地寫下注：“喜浴，浴池最多。男女亦許同浴，近有禁令，然積習難改。相去僅咫尺，司空見慣，渾無愧色。”此詩及注后來引起親日的日本通周作人不滿，認為詩是“想象的香艷之作”，藝術品位不高，注亦有眉毛胡子一把抓之嫌，將日本的混堂與溫泉旅館混為一談，雖有點迂闊，倒也符合事實。明治政府的混浴禁止令，仍是針對公共澡堂，對溫泉旅館依然網開一面。因為差不多同時，文人騷客王韜游歷日本，就體驗過溫泉混浴，還在《扶桑游記》中這樣寫道：“往浴于溫泉，一室中方池如鑒，縱橫約二丈許，男女并裸體而入，真如入無遮大會中。”這表明：男女混浴并沒有隨著日本“脫亞入歐”而自動退出歷史舞臺。

作為日本文化的崇拜者，周作人曾這樣為日本的混浴辯護：“日本人對于裸體的觀念本來是近于健全的，前后受了中國與西洋的影響，略見歪曲，于德川中期及明治初的禁令可見，不過他比在儒教和基督教的本國究竟也還好些。”這是從人性解放的角度，在理想的層次上對日本男女混浴的肯定，帶有烏托邦的色彩。在野蠻時代，靈肉混沌，人沒有羞恥感，視混浴為當然;進入文明階段后，靈肉分離，人產生了羞恥感，視混浴為陋習而禁止;到了文明的高級階段，人們意識到靈肉分裂的虛偽性，試圖回歸“天人合一”的狀態，重新發現了混浴的美妙，這是一個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歷史過程。具體到日本，情況還不是這樣。日本原本是土著的島國，文明起步較晚，善于吸收，外來的先進性與土著的野蠻性微妙地共存，并行不悖，男女混浴這種人類的原始遺風能在日本長期保持并屢禁不止，與此有關。周作人將它拔高到理想的境地，與西方浪漫主義思潮的刺激、中國儒家道學的壓抑，還有個人的趣味愛好，都有關系。

與原始風情十足的東瀛“浴文化”相比，中國不能不顯得太道學。盡管早在唐代，長安就有據說能容納千人的大浴場，有大名鼎鼎的華清池，還有貴妃入浴的迷人傳說，受地理氣候風土及儒家文化思想的影響，尤其是后來受“存天理，滅人欲”的宋明理學的嵌制，中國的“浴文化”始終沒有發達起來。在“萬惡以淫為首”、“男女授受不親”觀念潛移默化之下，女子變成貞婦烈女，男子成為虛偽的道學家。這從中國人的服飾樣式亦可看出：古代中國人寬袖褒衣，將身體捂得嚴嚴實實，除了臉和手，其它部位不得裸露，嚴格的程度僅次于阿拉伯人，顯然與“男女大防”的兩性倫理有關。

如此的中國人到了西風東漸、留學狂潮興起的時代來到東瀛，受到震撼，陷于尷尬的境地，是極其自然的。1906年秋，初到日本的周作人懷著興奮的心情，跟著魯迅來到東京本鄉湯島二丁目的伏見館，應聲出迎的，是一位名叫乾榮子的日本少女，僅一瞥，就讓他受不了：他看到了一雙美麗的裸足！這雙裸足在清爽的草席上輕盈地跳躍、閃動，使他陷于興奮與迷亂。周作人后來成為日本文化的俘虜，成為東瀛“人情美”不遺余力的贊美者，極具象征性地包含在這最初的一瞥中。相比之下，郁達夫的遭遇更是令人慨嘆，他的留日寫作無不涉及“性苦悶”，起因多半與日本人的“混浴”習俗有關。郁達夫將這種苦悶無條件地歸結于“弱國子民”的身份，背后其實還有更深刻的中日兩性觀念的錯位。今天可以看得較清楚：是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學與早熟的現代兩性解放思想在內心的劇烈沖突，產生了畸形的“性苦悶”，使郁達夫無法以正常的眼光看待日本女子的裸體，因此而備受煎熬。其情形正如小說《空虛》里描寫的那樣：中國學子在湯山溫泉旅館度假，當夜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同旅館一妙齡少女因害怕而闖進他的房間，要求與他同榻而眠，把他弄得心猿意馬，苦悶不堪。風雨停住后少女回自己房間，中國學子立刻躺到少女剛睡過的地方，自我陶醉起來。第二天早上，中國學子去溫泉洗浴，正回味昨夜發生的事，突然聽見一聲嬌脆的問候——

“你今天好么！昨天可對你不起了，鬧了你一夜。”

質夫仰轉頭來一看，只見她那纖細的肉體，絲縷不掛，只兩手捏了一塊手巾，蓋在那里;她那形體，同昨天他腦里描寫過的竟無半點的出入。他看了一眼，漲紅了臉，好像犯了什么罪似的，就馬上掉轉了頭，一面對她說：

“你也醒了么？你今天覺得疲倦不疲倦？”

她一步一步的浸入溫泉水里，走近他的身邊來，他想不看她，但是怎么也不能不看。他同饑狼見了肥羊一樣，飽看了一陣她的腰部以上的曲線，漸漸地他覺得他的下部起作用來了。在溫泉里浸了許久，她總不走出水來，質夫等得急起來，就想平心靜氣地想想另外的事情，好教他的身體得復平時的狀態，但是在這禁果的前頭他的政策終不見效。不得已他直等得她回房間去之后，才走出水來。

面對天真無邪的東瀛妙齡少女美妙的裸體，中國學子饑渴難忍，飽看不止，甚至萌動了動物的本能，內心卻交織著“萬惡以淫為首”的恐懼，這是一種何等尷尬的狀態！如果說道學的鉗制使中國的男子變成“色情狂”，中國的女子則由此變成了“性冷淡”，面對東瀛混浴風俗所表現的恐懼心理，簡直達到“談混色變”的程度。蔣碧薇是一位出身名門、得風氣之先的大家閨秀，1919年不顧父母之命、媒妁之約，跟隨戀人徐悲鴻私奔到日本，行為之大膽，可謂石破天驚。然而一到日本，“混浴”就給她一個下馬威，晚年在自傳中她這樣寫道：

我在生活方面最感困擾的就是洗澡，日本盛行男女同浴，大家都赤身露體地共浴一池之內，他們習慣了當然不以為奇，但在我們中國女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們的“下宿”里沒有浴室設備，要沐浴一定要上澡堂，就是日本人叫做“風呂屋”的。在我們附近的一家“風呂屋”，總算是男女分浴，可是中間只隔一道薄薄的木板短墻，女池的隔壁就是男池。我第一次進去，一見浴室里有那么多人，嚇得真想回身逃走，卻是不好意思，只好硬著頭皮，用最快的動作脫衣入池;殊不知又被同浴的日本女人趕出來，然后半用手勢半說明，教我怎樣洗東洋澡：先在池外用肥皂擦身，沖洗干凈以后，再下池子去泡。我一一尊重做了，只才下水;一轉眼，又看見僅在腰上系條毛巾的澡堂男工，提著水壺，登登登地在池邊木板上跑來跑去，他對于浴室里的女人固然是視若無睹，但我卻已羞得無地自容。從此以后，我是再也不敢去澡堂洗澡了。

時過境遷，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男女平等、婦女解放，進步得不亦樂乎，那么，根深蒂固的道學傳統是否因此而消散呢？捫心自問，我還是不敢下這個結論。記得第一次去錢湯洗澡，進了更衣室面對東洋老板娘滿不在乎的目光，我幾經躊躇，才硬著頭皮極快地除下衣褲，箭一般地飛進浴室，這與郁達夫們大概也只有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吧。前不久鳳凰衛視傳出報道：隨著日本“混浴”的復興，赴日旅游的中國游客紛紛前去體驗，據溫泉經營者反映，一些中國男子進入溫泉之后，盯著日本女客不放，給人造成很大困擾，由此引起日本媒體的抨擊。這表明：中國的男子至今難以坐懷不亂的心態面對東瀛的混浴。而且，不只是中國男子，中國的女子更其如此，比如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英雄某女士若干年前到日本宣講孔子，應邀到秋田縣泡大名鼎鼎有四百年歷史的混浴溫泉——鶴之溫泉，因走步不得法，一不小心跌倒在溫泉池中，倉皇站起時，遮羞巾已掉入水中，這一下不得了，這位女士搶起浴巾，飛一般地逃回，結果混浴也沒混成。

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的中日兩國在混浴的問題上存在如此大的溝壑，背后自有不同的自然風土與歷史文化傳統的根據。與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絕對的“仁”不同，日本文化的核心是“和”，一個極有彈性的概念。“和”有個兩個基本意思：一是內部的團結，二是混合;通過混合達到內部的團結，應是“和”準確的定義。對于日本人來說，兩性關系的融洽，同樣是“和”的重要命題，混浴是其突出的表現。正如一個日本混浴專家所言，混浴的全部意義就在于混，通過混，日本形成一個陰陽互抱的世界。盡管在這個過程中，時不時出現“癡漢”(色情狂)案件煞風景，日本人卻沒有因噎廢食，而日本女性對于“癡漢”性騷擾行為的寬容和游刃有余的應對技巧，也保證了混浴的順利延續。換一個角度說，日本社會是一個“義理”與“人情”并存互補的世界，混浴屬于“人情”的世界，只要不妨礙“義理”，就可存在下去。事實上，日本人總能恰到好處地協調兩者的關系，這也是混浴得以綿綿不絕的重要原因。

然而，原湯原汁的混浴終究已是難覓，商家隆重推出的混浴更像一出鬧劇，一場視覺盛宴，多了一份銅臭，少了一份清凈。這是現代大眾消費社會必有的現象，不足為怪。惟其如此，不少混浴愛好者避開鬧市，長途跋涉到偏僻的山野。據說越是偏僻的山野溫泉水質越好，只有在那里，才能真正體會“混”的舒適與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