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蔡元培很簡單，大量的資料擺在這里，只要精心擇選材料，寫一篇文章不難;寫蔡元培很難，千百篇文章擺著這里，如何寫出些新意，這是個難題。

至少，在今天的語境之下，談論蔡元培，可以有兩個層面：一方面，在知識分子范圍內，蔡元培已經成為一個符號，一種理念，一種象征;另一方面，在更大的范圍乃至教育界，蔡元培對于我們又顯得如此陌生，如此模糊。兩個層面的蔡元培，背向而行。

時賢談論蔡元培，多把目光聚集在其教育家的身份上。當然有理，世界上和北大水平相當甚至超過北大的學校為數不少，但是沒有哪所大學能夠像北大一樣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如此息息相關。以一所學校對一個國家產生如此之影響，連耶魯、哈佛、劍橋等大學都不能相比。能夠成功地塑造這樣一所學校，不是教育家，是什么？

但是，眾人在談論蔡元培的教育成就之時，很少有人提及蔡元培作為教育家的基礎。追憶蔡先生，紀念蔡先生，首先要還原蔡先生。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紹興人，光緒十五年(1889)舉人，十六年會試貢士，未殿試。十八年補殿試，為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補翰林院編修。甲午戰爭后，開始接觸西學，同情維新。士——這是晚清危局中蔡元培的身份，也是蔡元培的底色，之后雖經德國游學而未改變。同情維新——則是蔡元培的政治起點。

蔡元培之成為教育家早有夙緣：光緒二十年晉階翰林，在世俗看來是通往錦繡前程的天梯，而對于蔡元培來講則是他告別仕途的月臺。在北京愈久，蔡元培就愈感覺到大清王朝沒有希望，隨著往昔熱心維新的朋友風流云散，蔡元培對于維新的同情轉為失望。1898年9月，蔡元培結束了四年半無味的翰林生涯回到家鄉紹興，絕意于官場。回鄉后，蔡元培投身的第一個領域便是教育。當時，蔡元培的故交徐樹蘭剛剛創辦中西學校不久，蔡一回鄉，便被故交延請為校長。中西學堂在當時是一所頗為新潮的學校，與北大淵源也甚為深厚：后來曾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和北大地質學教授王季烈就是當時中西學堂的學生。不過，徐之所以延請蔡元培，除了故交這一因素之外，蔡元培的翰林身份也相當重要。之所以下這樣的判斷，是因為中西學堂雖然是一所新潮學校，其中的新舊之爭卻很強烈。蔡元培就是因為在新舊之爭中支持新派而和徐樹新發生矛盾憤而辭職。舊翰林卻是新風潮的代表人物，徐樹新選擇蔡元培算是看走了眼，但是對于蔡元培來說，卻因為這一段的經歷，切切實實地走上了教育之路。之后的1901年，出任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的特班總教習;1902年，又和同仁一道籌辦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女校并擔任會長和校長之職。之后的日子里，蔡元培并沒有太多的精力放在教育領域，當時革命風潮四起，蔡元培也脫下儒衣，搖身一變而成為老牌革命黨。我以為，老牌革命黨的資歷，是蔡元培之后能夠對北大產生如此之大的影響的最重要的原因。

早在1900年初，蔡元培辭去中西學堂校長時，革命之志已經顯露，他在給徐樹新的辭職信中寫道：“元培而有權力如張之洞焉，則將興晉陽之甲矣”。看一看蔡元培這一時期的履歷，就能明白，民國初年作為教育家的蔡元培在當時政局中的資歷：1902年，35歲的蔡元培同蔣智由等在上海創辦中國教育會并任會長，中國教育會“表面辦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但是當時時局震蕩，教育會在教育方面的工作始終沒有很好地開展，卻成為國內最早鼓吹民主革命思想的社會團體;之后這位前清翰林還參加了暗殺團，并且研制炸藥，希望以暗殺的手段推翻清朝統治，1904年，在上海與黃興、陶成章一起組織建立了光復會，并被推舉為會長;1905年，同盟會成立，光復會并入，孫中山委任蔡元培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1912年1月4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2年2月18日，作為孫中山的特派專使，偕同唐紹儀赴北京迎袁世凱南下就民國總統職位，而當時，汪精衛、宋教仁、王正廷等之后在民國政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則僅僅是使團成員。

以蔡元培的資歷擔綱北大，從政治上來講是失意的。不過以我看來，投身教育比躋身政界反倒是更加符合蔡先生的才情，而有了政治資歷墊底，讓蔡先生在北大的一系列措施得以順利進行(許多研究者都發現，蔡元培在北大所從事的改革，其動作幅度之大，推進速度之快令人驚訝，且大都“一步到位”)，而也正因為蔡元培的政治威望，使得北大這所大學與當時中國政局息息相關。談論教育家蔡元培，不談及他政治家的身份，其塑造北大、改造教育看起來就像是無源之水般的奇跡。在政治家身份的基礎上來談論蔡元培，便會明白，牛刀殺雞，比水到渠成還要來的簡單。

1917年初的一天，蔡元培以質樸的姿態走進了北京大學，向在排列在校門口迎接他的校工們脫帽致禮。也是從那一天起，他給中國大學定了一個恒久的調子：“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這個資深的革命黨要員深深懂得教育獨立的重要：“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給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不過，若沒有蔡元培那樣的政治資歷，大概沒有哪個校長敢如此放言。

如蔡元培一般才情的或許不乏其人，如蔡元培一樣具有政治資歷的也大有人在，但是二者能夠如此在一個人身上完美結合，蔡元培一人而已。

當今大學問題重重，時賢總冀希望于當今的大學校長學習蔡元培，在筆者看來難以哉。難就難在蔡元培學不了也不能學。也不能說現在的大學校長都沒有為中國現代學術開拓的努力，但有些校長是有心無力的。

我們不能再沾沾自喜地以出過蔡先生為榮，也不必痛心疾首地號召現在的大學校長一致向蔡先生學習。在民國初年那個一切制度正在蹣跚起步的年代，蔡先生以其獨特的才情和政治資歷改造和奠定了今日的北大，其他的大學校長也并非對蔡先生亦步亦趨，但是他們都知道用心體會蔡先生的教育理念，當時大學風格面貌各異，但是校長們的理念則息息相關。現在的情況正好相反，大學面貌千篇一律，校長們各有想法卻無教育理念(于光遠先生認為，1949年之后的教育不是教育思想出了錯，而是沒有教育思想)。

蔡先生是教育官，這點與當下教育環境中的大學校長以及教育官員并無不同，不同的是蔡先生還是教育家，具有情懷的教育家。今天紀念蔡先生，不需要贊美，多一分了解和同情便足夠了。而北大，則需要捫心自問：對于蔡先生奠定的北大的品格，我們現在還存留多少？畢竟，我們不能總是說，蔡先生時期的北大如何如何。總說我祖上如何如何榮光，那是沒落戶的子弟最喜歡干的事，抱著對北大的熱愛之心，我不愿作如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