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蔣仍然對這個身世不明的孩子寄予深情，他說：“上午，與緯兒戲耍。此兒叫笑跳踉，日甚一日。可喜。”蔣氏對此兒的愛惜之情，絕非虛偽之言，字字句句都是真情的流露。

如若查閱蔣介石1919年的所有日記，人們就會驚奇地發現有關次子蔣緯國的記載幾乎比比皆是，而且凡記有蔣緯國生活情況的地方，蔣氏大多寄予無限深情。譬如：“緯兒頑皮，禁閉少許時，事后甚憐之。”又如：“緯兒弄藥，始則呵止之，繼則以其倔強，掌責數下，終不降服，如是良久，聽其啜泣聲咽，下次再勿之語，不勝疼憐。”等等，蔣氏筆到之處，無不傾注慈父的苦心。如若蔣緯國與其素無父子天性，料想像蔣介石這樣縱橫疆場、視殺戮如草芥的軍旅中人，實難在筆下流露如此柔情。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920年春天，蔣介石因侍妾姚冶誠與他同居以來，終日在家中聚人狂賭，一怒之下，他決定趕姚氏出門，這時，蔣介石為了蔣緯國有人帶領撫養，幾經思考，最終仍然不忍與姚氏徹底分手。斷絕之念，終因緯國一人投鼠忌器，最后不了了之。這其中有幾則蔣的日記，寫得非常富有感情。蔣介石這樣心性殘忍的軍人，關鍵時刻在筆下仍留如此頗有情感之字句，確也讓人為之動情也。5月31日，蔣在決定是否因蔣緯國而挽留姚氏的時候，日記中曾有“蓋因棄去，一則緯兒無人撫養，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一則藕斷絲連，慮其終結不解之緣”的句子。看得出，蔣介石在無限憎恨姚冶誠，幾欲逐出而后快的時候，仍在左右權衡，他思慮再三，最后還是因緯國的撫育問題而放棄徹底趕走姚氏的主意，因此在日記中記下：“乃決定暫留而析居，以觀其后。”

時光到了1920年至1921年間，蔣介石兒女情長之心漸淡，與姚冶誠更是貌合神離，而蔣的日記中有關蔣緯國的記載則筆墨更多，亦越加語言親昵，將其視若親生己出的文字隨處可見。有些語句，甚至比對蔣親生的長子蔣經國還要溺愛有加。這就難怪有人認為蔣緯國并非戴季陶所生，繼而又有人據此否定戴季陶把緯國過繼給蔣介石的一貫說法。蔣介石對次子蔣緯國的摯愛真情，不僅表現在緯國的幼年時代，即便后來蔣緯國長大成人，從蔣介石解密的日記中，也不時可見他對蔣緯國的一片深情。如1943年蔣介石在重慶時還關切著次子緯國，他4月12日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近日緯兒心神頗覺不安，彼不愿訴衷，但其衷心自有無限感慨。昨晚乘車外行，彼稱前夜夢寐大哭，及醒，枕褥已為淚浸，甚濕，不知其所以然云。彼復言哥哥待我如此親愛，是我平生之大幸，亦為我蔣門之大福云。”蔣介石如與緯國若無血脈親情，他會如此浪費筆墨嗎？

當年11月蔣介石親自飛赴埃及，參加美、英、中三國首腦會議。其時，蔣介石在飛機上翻開日記本，國事冗繁之際，他仍在燈下把蔣緯國的情況一筆筆記在日記本上，其內容為：“登機視緯兒猶熟睡，頗安。以彼下午忽發痢疾，熱度竟至百零二度以上，見母子談話與母詢兒病(此時的母，系指宋美齡，而非姚冶誠——引者注)，親愛之情，引為余平生第一之樂事。”

蔣介石與蔣緯國的父子感情從中可見一斑。

4. 蔣與女護士有染？

這樣，就把話題再引向另一個日本女人——重松金子。

從蔣介石日記發現，自1919年蔣在日本與重松金子重逢，相見了最后一面，此后數十年間，他再也不曾提及此人名字。只是在1921年3月11日，在蔣介石的日記中忽然再一次出現這個日本女人的名字。當天蔣氏記道：“晨起，得季陶書，知緯兒生母因難產而身亡。異日此兒長成知其事， 必引為終天之憾。思之曷勝感悼。”

這篇看來簡潔的日記，其實包含著非常復雜的內容，自然也凝聚著蔣介石對這位猝然作古的日本女人的深切懷念。蔣介石與戴季陶結識于清末，當時他們都在日本，兩人在患難中結下了金蘭之誼。1922年6月，廣州發生了“陳炯明事件”，那時的蔣介石和戴季陶均已從日本歸來，只是蔣介石當時仍為一介無名之輩，而戴季陶則已得到孫中山的青睞重用，在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出任秘書長，同時又兼任廣州軍政府的外交次長和法制委員會委員長等要職，在孫中山手下可謂權重一時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