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被任用而結怨

韓愈帶頭反對永貞革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王叔文主政后，沒有起用他，直到那年夏秋憲宗繼位時，才把他轉任為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為此痛恨王叔文，并遷怒于柳宗元﹑劉禹錫，把自己遭貶陽山令歸罪于柳宗元和劉禹錫，其實這是極不公允的。永貞革新時沒起用韓愈，就其為人來說，恐怕不是沒有原由的。而韓愈被貶陽山令起因是上書得罪李實這已是不爭的史實。

韓愈被貶的原因

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三十五歲的韓愈，出任國子監四門博士，可不知什么原因，貞元十九年去職了。這期間他有《上李尚書書》，向工部侍郎京兆尹李實獻文求助。這一年京城附近大旱，李實欺瞞德宗，繼往橫征暴斂。可韓愈卻在上書里獻獻媚稱頌李實說：“愈來京師，于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余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谷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贊李實“忠于君，孝于親”。韓愈隨書獻文章兩卷十五篇，以為謁見之資。上書不久，韓愈做了監察御史。這時他又一反前態，與張署、李方叔寫《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的奏疏，揭示旱災實情說：“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請求“特敕京兆府”當年“稅錢及草粟等”。韓愈因此事得罪李實被貶為陽山令。宋代洪興祖《韓子年譜》據韓愈近人李翱所作的行狀和皇甫湜所作神道碑，對此事記述說：“是時有詔以旱饑蠲(juān免除)租之半，有司征愈急，愈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這里說的幸臣就是李實。新舊《唐書》對此也有記載。《韓集》中也收有此狀。這樣的結果是韓愈沒想到的，本為求進的奏疏不但沒讓他獲益，反因得罪李實被貶到偏遠的陽山做縣令。

韓愈攻擊永貞革新

韓愈被貶這件事本來與兩年后才主政的柳宗元等人沒有相干，可韓愈卻借此機會發泄永貞革新時不被起用的惱怒。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的長詩里把他的遭貶歸罪于柳宗元和劉禹錫。他說∶“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仇。”這顯然是在泄憤，又故意把自己說成是永貞革新的受害者，以向舊派朝臣求援。韓愈還作詩《永貞行》，攻擊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小人乘時偷國柄”。并顛倒黑白，說宦官掌控的禁軍是“天子自將非他師”。還抵毀革新派，說“天位未許庸夫干”。韓愈的這些話完全是反對王叔文的宦官﹑藩鎮和舊派朝臣的腔調，不過他說的更加激切﹑刻薄罷了。王叔文成了小人，柳宗元等人是依附小人的“速進者”。兩《唐書》沿習此說，后代又一直有人隨之。《新唐書柳宗元傳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橈(náo彎曲不直)節從之，徼(jiǎo求)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娼，一僨(fèn毀壞，敗壞。)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勵才猷(yóu計劃，謀劃。)，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宋代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讀柳宗傳》說∶“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于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于世俯仰以自別于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蘇軾朋黨論說∶“唐柳宗元﹑劉禹錫始不陷叔文之黨，共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名臣矣。”韓愈反對王叔文，怨憤柳宗元和劉禹錫顯然是出于私利，可后世因其名望也沿習韓說。

永貞革新被冤枉了

但歷史自有公道。清人王鳴盛是知名學者，他在《十七史商榷》里反復申說王叔文革新之公忠體國。他說∶“叔文與宦官為難，……叔文行政，上利于國，下立于民，獨不利于弄權之閹官，跋扈之強藩。”他認為，王叔文革新，使貞元弊端廓然一清，“自天寶以至貞元，少有及此者”。清朝同治時的陳其元寫了一本《庸閑齋筆記》，他在論述“古人被冤”時，為王叔文等人申冤。施子愉《柳宗元年譜》說∶“韓愈以與王叔文政敵俱文珍有舊之故，其《順宗實錄》于王叔文自多貶詞曲筆，未可盡信。”詳觀史料，此語實為公允之說。《順宗實錄》對俱文珍又多有諱飾。如《舊唐書外集》里看到的《順宗實錄》，已不是原始那個樣子了。柳宗元參與永貞革新，關系一生榮辱，后世人多為此惜之，可我們觀遍他留下的文字沒見柳宗元有一絲的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