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歷史上，蔣介石任過諸多要職。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政府主席、中華民國總統、中國國民黨總裁等。然而唯黃埔軍校校長一職是其最愛。蔣任此職20余載，門生眾多，一期生無疑是其最為倚重、寄情最深者的群體。這個群體，既令其欣喜、驕傲，也令其無奈、憤懣，還令其遺憾、痛心。個中真味，如鴨鳧水，冷暖自知。

一

1924年5月3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擔任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兩天后，該校第一期正取生進校，又兩天后，120名備取生進校。從此蔣校長即開始了對該期學生親施訓誨的經歷。據不完全統計，從1924年5月8日始至是年年底，蔣親自給第一期學生長篇訓話近30次。內容涉及辦校目的、教育方針、學生責任、仁民愛物、秩序紀律、犧牲精神、耐勞苦、務團結、槍的意義與效用、餉的意義與來源、官兵關系、軍校與黨的關系、三民主義等等。其中既有對學生“拯國民于水火之中，登人類于衽席之上”的期許，亦有“為主義而死，為國家而死，雖死猶榮”的勉勵。

據徐向前回憶：“軍校開課后，蔣每個星期都到學校來，要找十個學生見面，談上幾句話。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和蔣介石單獨見過面，談過話。當然見面談話時間有長有短。他坐在辦公室，要學生站在他的門外，一個個叫進去問話。我們山西十個人蔣介石都單獨談過話。他總是用盡手段籠絡人心。”

蔣時常召詢學生，聯絡師生感情兼及考察學生思想、志趣及長短處，作未來任用的參考、借鑒。學生期擇高枝而棲，師者須尋利器而用，胡宗南、賀衷寒，蔣先云、李之龍、陳賡等學生翹楚漸漸印鐫于蔣校長的心中。

1925年2月，黃埔軍校教導第一團一次東征。淡水之役，營黨代表、一期生蔡光舉壯烈犧牲。蔣知榜樣的作用無窮，遂親撰追悼蔡光舉之公告：“光舉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從容赴義，為黨殉烈求仁得仁，固無遺憾。惟本校同志應如何奮斗繼起，以成光舉未竟之志，而雪我黨無窮之恥。使其瞑目九泉，而盡后死之責。”對亡者評價殊高，對后死者期許更大。

然同在此役，教導第二團第七連連長孫元良臨陣率部逃跑，蔣雖在士兵大會上凜然表示將按“革命軍連坐法”處孫死罪，但以后卻沒了下文，孫如人間蒸發一樣不知所終。后來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教室里看到了孫的身影。

一次東征戰后，時任連長的桂永清擅自將沒收的敵軍財物郵寄回江西貴溪老家，事泄后蔣判桂死刑，后因學生聯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念桂戰功，從寬處治，蔣順水推舟于1925年4月8日照準。桂不僅保住了腦袋，而且還保住了烏紗，甚至因禍得福，被蔣資送住德國留學軍事。以后高官任坐，好馬任騎，先后任教導總隊總隊長、第二十七軍軍長，國民革命軍海軍總司令等要職。

蔣對一期生的寵愛也得到回報。

1927年8月13日，蔣介石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所逼首次下野，他未料到其麾下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竟與桂系沆瀣一氣，不僅下令解散了由黃埔一期生任團長的7個補充團，而且還命令第一軍與李、白的第七軍作不利換防。消息傳來，蔣對何恨之入骨，授意黃埔同學會秘書曾擴情與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朱紹良召集20余名黃埔一期帶兵軍官在上海秘會，一致表示堅決抵制何應欽命令，不惜武力抗命。會上，時任第一師副師長的胡宗南發言最多，態度最為慷慨激昂：“校長的英明，在國內無出其右者。現雖下野，但不久必會再次出山收拾殘局，故由我等黃埔同學率領的隊伍絕對不能脫離其領導。”胡宗南的堅決擁蔣，獲與會者一致贊同。此乃胡后來一直被蔣重視及信任的重要原因。由此看來，蔣的一番苦心沒有白費。

1948年年底，國民黨軍隊在淮海戰役中敗象日顯，蔣介石心急如焚，急召時任華中“剿總“副總司令兼十四兵團司令的宋希濂到南京面授機宜。宋居南京12日，同蔣見面七八次，見蔣經常是神情沮喪、兩眼疲乏、焦灼不安，完全喪失信心，悲觀失望。12月8日晚6時半，蔣邀宋及參謀總長顧祝同、參謀次長林蔚、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從雙堆集戰場飛來南京匯報的第十二兵團副司令官胡璉及其蔣經國共進晚餐。餐后，蔣別有深意地下令放映影片《文天祥》，3個多小時聚餐和觀看，蔣幾乎未講什么話。宋被此悲情所感動，幾乎掉下淚來，默默走出蔣的官邸，坐在汽車上一路在想：“老頭子多可憐呀！”正是因為有這種思想支配，有這種情感縈繞，1949年12月19日，當宋希濂被解放軍圍困于大渡河畔時，曾有過舉槍自戕盡忠黨國的意圖。

二

陳賡入黃埔前即是中共黨員，東征時曾救蔣，蔣內心頗銘感，雖知其共產黨員身份卻并不過分與之為難，冀望其“悔過自新”，然屢失望。土地革命時期，陳被捕，蔣令鄧文儀勸降，許陳高官厚祿，陳嬉笑怒罵不為所動，鄧悻悻而返。蔣遂親自出馬，對陳恩威并施，終未如愿。陳雖“冥頑不化”，但蔣并未殺陳，非不能殺之，實不欲殺之，實際上對陳網開一面，含有“寬恕”的成分。

一期6隊學生黃弟洪，原為中共黨員，黃埔畢業后被中共派往蘇聯學習。學成回國后，目睹國內政治形勢劇變，政治上發生動搖，歧路彷徨之際，向蔣郵去密信一封，不僅向蔣輸誠悔過，而且呈上共產黨重要情報作為見面禮。蔣接信后立即寬恕了黃弟洪，立令國民黨中央黨務調查科科長陳立夫與黃聯系并對其實施保護。殊不知陳立夫麾下特派員楊登瀛系共產黨內線，知黃叛變后即將消息密報中共中央特科，特科派出紅隊擇機將黃處決。

1929年8月24日，因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的出賣，在中共中央軍委工作、曾任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副總指揮的張際春與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等4人同時捕。未久，彭、楊、顏、邢4人均被處死，唯張存活。究其因，是張乃黃埔一期生，張是由毛澤東、夏曦保薦入黃埔軍校的，畢業后曾赴蘇聯東方大學和列寧格勒軍政學院學習，在國民黨看來實屬“罪大惡極”的要犯。但因蔣的親自過問、寬恕，得免一死。從此張對蔣感激涕零，1931年冬自首出獄后被蔣安排在南京中央軍校做政治教官，兩年后郁郁而死。

1932年2月，一期生、時任中央軍校畢業生調查處處長的肖贊育向蔣介石建議：“現在南京有不少參加過共產黨和國民黨改組派的黃埔學生，他們對過去的政治抉擇已萌生悔意，有自新要求，望校長下令辦一短訓班對這批人施以訓練，考核合格后允加入復興社或其外圍組織，以增強革命的力量。”蔣采納此議，令復興社宣傳處處長康澤組建中央軍校特別研究班，以康為主任，肖贊育為副主任。該班學員有270余人，數名一期生廁身其中，如黃雍、劉明夏、陳烈、徐會之、韓浚諸人。蔣對該班非常熱心和關心，只要其在南京，每周六上午必到班作一小時訓話。據現場聆聽的康澤回憶，蔣的訓話對學員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你們都是政治上犯了錯誤的人，我現在不怪你們，我要責備我自已，我沒有領導好，使得你們誤入了歧途，只要你們今后革面洗心，回到革命陣營，我是一樣的看待你們和信任你們的。”然而說歸說，做歸做，后來一期生中的自新者多未得到切實重用，只從事一些諸如政訓或軍事教育、研究等工作，很少有像胡宗南、宋希濂、黃杰、關麟征、杜聿明等做帶兵官者。

蔣校長雖對黃埔一期生苦心孤詣，“寵”、“恕”有加，但古語說得好，“道不同不相為謀”，仍有不少一期生政治上與蔣為敵，雖然他們的內心深處也許還存有對蔣的幾分尊敬和感念。據筆者粗略統計，500余名一期生中，政治上與蔣校長為敵者竟有數十人之多，其中徐向前、陳賡、周士弟、袁仲賢、閻揆要等直接成了蔣家王朝強有力的掘墓人。此外身為共產黨員的蔣先云、許繼慎、蔡申熙、董朗、王泰吉、楊其綱、李漢藩、黃錦輝、左權、劉疇西、曹淵、楊溥泉、胡煥文、馮達飛、李謙、唐澍、吳展、唐同德、劉云、何章杰、賀聲洋、洪劍雄、趙自選、宣俠父、黃鰲、梁錫古、彭干臣、傅維鈺、譚其鏡、張隱韜、李之龍、孫一中、王爾琢、郭德昭、黃再新、黃振常、李光韶等一期生，有些陣亡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征程上，有的犧牲于十年內戰與國民黨武裝的艱苦斗爭中，有的捐軀于民族抗日戰場。他們真正是黃埔一期生中的最大光榮。

三

前面已述，對黃埔生，特別是一期生，蔣介石素奉“寵”、“恕”之道，即使對其中的“離經叛道”者也復如是。但話也說回來，如果這些人軟硬不吃、冥頑不化，不折節、不改悔仍舊與其為敵，則殺機必張，或親令，或允準，必欲去之而后快。

1930年5月，劉云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回國，擔任中共長江局兼中央軍委長江辦事處委員、參謀長。9月2日劉在漢口被捕。蔣知劉1921年曾留學巴黎法爾曼飛機廠附屬飛行學校、1925年1月黃埔軍校畢業后曾任廣東大元帥府航空局軍事飛行學校黨代表兼教務主任，后又赴蘇聯空軍第二飛行學校任中國學員班班長、旋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經歷后，深感人才難得，亟欲策反。為此親赴漢口提審劉云，鼓如簧之巧舌，恩威并施，遭劉峻拒，無計可施之后終動殺機，下令于9月6日將劉云處決。

1935年1月，中國工農紅軍紅10軍團軍團長劉疇西在江西懷玉山被捕。消息傳來，蔣分外高興。急令俞濟時、黃維等劉的同學對劉進行策反，但劉始終不為所動，挨至8月，蔣見希望渺茫且黔驢技窮，遂下令在南昌百花洲將劉處決。

1928年2月6日，“中山艦事件”中的風云人物、中共黨員李之龍經香港返回廣州時被捕，同樣因拒為蔣用，于2月8日被害于廣州紅花崗。

1949年，蔣氏政權風云變色、山岳崩頹，逃臺后的蔣介石心境大壞，決策、行事幾近瘋狂，對附共、投共、反蔣者，一經查實緝捕即格殺勿論。1951年2月5日，時任海南防衛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三十二軍軍長的李玉堂因通共有據，被蔣明令逮捕押解臺灣，與其妾陳伯蘭同被處決。李玉堂，山東廣饒人氏，在黃埔一期生中與李延年、李仙洲共稱“廣饒三李”，在抗戰中曾有不俗表現。

再一位就是徐會之，此人乃黃埔一期一隊學生，文化水平高，曾追隨鄧演達并與同期同學黃雍、韓浚、劉明夏、陳烈等于1928年4月在上海組織“黃埔革命同學會”，并任該會宣傳科科長，華北分會會長，投身于反蔣活動。鄧演達被蔣介石殺害后，徐被捕，很快“自新悔過”，投靠了蔣介石，歷任第六十五師政訓處處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科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保定行營、武漢行營政訓處處長，川鄂湘黔邊區綏靖公署政治部主任，第五戰區政治部副主任，第四戰區政治部主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湖北省第五行政督察專員，湖北省政府委員兼鄂北行署主任、漢口市市長等職。徐擅長政治工作，與賀衷寒、曾擴情、袁守謙3人并稱為國民革命軍政訓系統“四大干將”。1949年初，徐任總統府參軍，后到臺灣，1951年11月涉嫌通共，被蔣介石親令處決。

除對共產黨陣營中的一期生和通共的一期生外，蔣介石對身處國民黨陣營但抗命、不法、殃民、亂紀造成嚴重后果者也常常揮淚處斬。

1934年，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師獨立第一旅旅長許永相在率部平定“福建事變”時，因貽誤戰機、指揮失當致戰事失利遭處決。

1938年1月20日，長沙警備司令酆悌因長沙大火案被蔣親令槍決。負責者正是其同期同學俞濟時。

1938年5月，國民革命軍八十五軍第八十八師師長龍慕韓因在蘭封戰役中指揮不力，致日寇土肥原部突圍成功，被蔣介石下令軍法處決。

1938年8月15日，國民革命軍第八集團軍第一六七師師長薛蔚英因指揮對日作戰不力，致要塞失守，被軍法處決。

1944年8月，第九十三軍軍長陳牧農因在桂柳戰役中擅自放棄全州守備，造成全局被動被蔣介石電令槍決。

曾擴情、鄧文儀、賀衷寒3人均曾是蔣校長的大紅人。

1927年4月15日，黃埔軍校“清黨”時，年方22歲的鄧文儀即被欽定為軍校政治部代主任，后歷任蔣介石侍從秘書，復興社干事、書記兼組織處處長，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駐蘇聯大使館武官等要職。

曾擴情、四川威遠人。生于1897年，因年長在黃埔一期生中有“擴大哥”之稱。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隨從秘書兼黃埔同學會秘書、南京中央軍校政治部主任、北平軍分會政訓處處長、西北“剿總”政訓處處長等職。

賀衷寒、湖南岳陽人，曾任南昌行營、武漢行營及鄂豫皖三省“剿總”政訓處處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處長，“復興社”書記，軍委會政治部第一廳廳長等職。

西安事變時，曾擴情為保蔣介石生命安全，向南京發表廣播講話，主張和平解決。蔣回南京后見到曾的廣播講話記錄稿，大怒，痛斥其“無恥之尤”，將其撤職交軍法審辦。

同時身為“復興社”書記同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處長的賀衷寒，為取得何應欽的信任，將“復興社”內部組織情況及社員名冊向何報告，也為蔣介石所不容，痛斥賀：“我還沒有死，你就把我出賣了。”旋賀政訓處處長職及“復興社”書記職均被撤。

而鄧文儀因積極附和賀衷寒，亦被長久打入冷宮。

四

所謂“差”者，系指雖為同一群體，但有等次差別也。事實上，雖同為黃埔一期生，但在蔣介石心目中，確有厚薄之分、親疏之別，對浙江籍的一期生，蔣格外垂青。聊舉一例，揆諸史料，大凡任過蔣介石侍衛長者，均浙江籍一期生，如俞濟時、王世和、宣鐵吾、石祖德、蔣孝先等。胡宗南號稱黃埔一期生中的第一人，亦為浙江人。無怪乎宋希濂曾說：“因蔣逐步將軍權集中到他所喜愛的和他認為可靠的幾個人手里(如胡宗南)，故在黃埔系軍隊中也產生了派系，圍繞職務升調和部隊待遇不平等問題，經常發生齟齬和內訌。”

眾所周知，除蔣外，貴州籍的何應欽乃黃埔軍校中最有權威者，蔣對何在黃埔生中的影響力心知肚明，1927年秋，李宗仁、白崇禧逼蔣介石下野，何聽之任之作壁上觀，蔣憤恨異常，痛感要使何應欽臣服，既能供其驅策又不致于反噬，必須翦其羽翼，絕其妄念。故蔣1928年初復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后，即將已任帶兵官的貴州籍的黃埔一期生陳鐵、牟廷芳、劉漢珍、宋思一等多人調職，或明升暗降，或避實就虛。陳鐵曾因此對蔣產生強烈怨艾心理，這成為其后來反蔣起義的最初動因。

蔣頗欣賞曾國藩相面識人的做法，屢屢效仿之。孫元良因體形魁偉，容顏俊朗有大丈夫氣，蔣鐘愛之。另有一期生名冷欣者，智商無礙，然身形矮小，面有猴相，談吐舉止均欠穩重，素為蔣所不喜。1932年，“復興社”在南京秘密召開成立大會時，冷欣不知從何處聽到消息，徑往參加，被蔣介石親自驅趕出會場。然而正是這個冷欣后來卻大放異彩，抗戰勝利后，協助何應欽、肖毅肅圓滿完成對侵華日軍芷江洽降和南京受降的艱巨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