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是哪里人：莊子是哪里人？這個問題的答案最早見于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這里的“蒙”究竟在哪里？莊子故里之“蒙”以及“漆園”又是什么地方？學術界對這個問題可謂傷透了腦筋。因為古人寫文章惜墨如金，素以用字簡練著稱，導致今人莫衷一是，眾說紛紜。

有人認為：今之安徽蒙城，世稱“山桑，北冢，古漆園”，改名蒙城雖自唐代天寶年間，但蒙城之“蒙’卻由來已久。他們認為不獨盡人皆知，且有史據可證。南朝宋羅泌《路史》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冢；北冢，蒙也。”《嘉靖壽州志》還有記載：乾隆《穎州府志》“漆園城，在縣河北三里，即舊蒙城；莊子為漆園吏在此”。

反對者也不乏其人，他們從《隋書·地理志》于“譙郡·山桑”下找答案。《隋書·地理志》記載：“后陶置渦州渦陽縣，又置譙郡，梁改渦州曰西徐州，東魏改曰譙州，開皇初郡廢，十六年改渦州為肥水，大業初州廢，改縣曰山桑。又粱置北新安郡，東魏改置蒙郡，后齊廢郡置蒙縣，后又置郡，開皇初廢郡。又梁置陽夏郡，東魏廢。”他們認為：上面一段引文好像“山桑”(后為蒙城)也曾經稱“蒙”。其實，《隋書·地理志》說的是“譙州”之內(南北朝時州轄郡，郡轄縣)三個區域的建置沿革，其中渦陽、肥水、山桑的變遷，才屬今之蒙城，而北新安、蒙郡、蒙縣，仍屬今商丘。并認為“粱郡·守城”(今商丘)注云：“梁置北新安郡，尋廢”，這就是對上面的解釋和照應性的說明，由此推出，遲至隋代，今蒙城從未沾上“蒙”字。

唐代學者比較流行的說法則認為莊子出生地在山東曹州。李泰等著的《括地志·冤朐縣》說：“漆園故城在曹州冤朐縣北十七里，莊周為漆園吏，即此。”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也援引了這一記載，并說：“按：其地古屬蒙縣。”詩人李白居東魯，在其《贈從弟冽》一詩中說：“自居漆園地，久別咸陽西。”這里說明唐代學者都把曹州漆園作為莊子作吏之地。這種觀點一直影響到近代乃至今天。若把曹州與河南之“蒙”都看作“古屬蒙縣”，尚還可說得過去，但兩者是否能連在一起，就比較牽強了，至少無材料足以佐證。

宋代學者朱熹對莊子故里有比較系統的考證。《朱子語類》說：“李夢先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于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于梁而止，不至于南。”在朱熹看來，莊子乃楚國蒙地人。“淮西”指皖北、豫東、淮河北岸一帶，安徽蒙城屬楚，也正處于這個位置。

明代學者李時芳，主張莊子故里安徽蒙城說，他的考證沒有多少新意和見解，只是維護王安石、蘇軾等見解而已。但他反對莊子是山東曹州人之說。談及蘇軾、王安石的見解，有學者持極強烈的反對意見。嚴格的講，蘇、王持“莊周故里為安徽蒙城說”是沒有幾分考據的，只是蘇軾曾經為安徽蒙城在宋朝時所建的莊子祠堂寫過碑記，也就是著名的《莊子祠堂記》，當代學者劉文剛則認為蘇軾的這篇碑記是“求文以為記”的應酬之作，不是什么考據文章，蘇軾只是借此發揮他對莊子的推崇和贊美之情，而對于安徽蒙城是不是莊周故里，他在碑記中“不置一詞，可見還是比較審慎的”。而王安石則是寫過一首《過蒙城清燕堂詩》，其中最著名的四句是“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無田甲當時氣，民有莊周后世風。”憑借一首詩里的兩句話，即使作詩的人再有名氣，在一些學者們看來也不足以說明莊周故里即為蒙城。此一說。

莊子究竟是哪里人？我們認為：《史記》載莊子為“蒙”人，《漢書》又列“蒙縣”于“梁國”。那么，今天的蒙城在漢代是否叫“蒙”，是否又屬于“粱國”，弄清這個問題，莊子的故里紛爭就容易解決了。漢之“梁國”，原本秦之“碭郡”，即今河南商丘一帶。其領屬范圍既包括商丘東北境的“小蒙”，也包括商丘東南境的“大蒙”，梁國曾是漢梁孝王的封地，“梁孝王好營造宮室苑囿之樂以通賓客”，在商丘建造了“梁園”。小蒙近商，雖有“梁園”，但無“漆園”，大蒙偏遠，卻素有“漆園”之稱，可見司馬遷筆下的“蒙”當為“大蒙”而非“小蒙”。“大蒙”疆域原來甚遼闊，西北邊境達雉河集(今渦陽)以北數十里，直至今豫、皖接界處，距商丘僅百余里。隨著歷史變遷，又幾經分合，建置沿革也有變遷，但無論怎樣，大蒙與今之蒙城是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們傾向于莊子為安徽蒙城說。

以上是安徽學者孫以楷、錢耕森等的觀點，另外安徽省內，特別是蒙城縣內的學者都傾向于莊周是安徽蒙城人一說，這也許無法排除爭榮之嫌，但如果論證的有理，又有充分的證據，那么這種論斷就應該引起研究莊子的人的注意，另外知道了莊子到底屬于哪個地方的人，對于研究莊子的文學藝術以及思想淵源諸方面的問題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