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白駒過隙，世事如白云蒼狗。秦王贏政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劉邦47歲，在泗水亭亭長任上已經(jīng)超過十個年頭，娶妻生子，沉迷酒色，十年無所升遷，不求上進。若不是兩年前去咸陽服徭役，見到秦始皇時一不留神說出來那句“嗟夫，大丈夫當如此也！”甚至難免讓人懷疑，當年那熾熱的“游俠夢”也早已落滿塵埃。

也許，那份“游俠夢”確實曾經(jīng)在漫長的泗水亭亭長生涯里無可救藥地黯淡過——畢竟，那是十余年漫長的枯燥時光;畢竟，劉邦已經(jīng)從血氣方剛的青年逐漸步人不尷不尬的中年。要求一個踏上奔五之路的中年人繼續(xù)青少年時代的激情澎湃的“游俠夢”，確實不太現(xiàn)實。然而兩年前的咸陽之行，對劉邦塵封的“游俠夢”顯然有著強烈的刺激。夢想再次被激活。47歲這年，劉邦“夜解從所送徒”，拋棄了秦帝國體制內的小官吏身份，亡人芒碭山中，回歸游俠。在即將到來的秦末風云變幻中，游俠劉邦終于得以憑借“任俠仗氣”而成就了漢王朝的數(shù)百年基業(yè)。

理解漢王朝建國之路上的游俠背景，是解開漢帝國內部變幻莫測的政治風云的第一把，也是最重要的一把鑰匙。因為之后所發(fā)生的一切，分封異姓諸侯、白馬之盟、呂后稱制、無為而治等政治命題的出發(fā)點，都基于這一點：漢帝國原本是以游俠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

日本學者守屋美都雄曾在《關于漢高祖集團的性質》一文中詳細考察了劉邦集團的客、中涓、舍人、卒等組成群體，并得出結論，認為他們在秦末亂世選擇與劉邦結合，是基于一種互相平等的信賴感。換而言之，這種平等的信任感的來源，正是劉邦的“任俠仗氣”。這一“任俠仗氣”最顯著的體現(xiàn)，是劉邦入蜀之時，楚國與其他諸侯門下，仰慕跟從劉邦者達數(shù)萬人——期間已頗有信陵君門下食客三千的風范。

如果稍加留意，并不難發(fā)現(xiàn)，以游俠之風在秦末動亂中取得成功的，并非只有劉邦一人。王陵，曾經(jīng)是劉邦游俠之路上的“兄長式人物”，同樣也以游俠之身聚眾數(shù)千人，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反秦力量。其他如英布、彭越等人，同樣均以游俠起家，為眾豪杰所推舉;劉邦曾經(jīng)的門主張耳，則更不必說了，乃是反秦運動中極著名的游俠領袖。可以說，當秦末亂世來臨，因為秦帝國的嚴密法家網(wǎng)絡而隱匿民間的戰(zhàn)國游俠之風，趁勢再度復活，并最終左右了歷史的進程。

眾所周知，張良、韓信均是由戰(zhàn)國末年沒落諸侯貴族轉化而來的游俠。細究他們與劉邦之間的關系本末，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開始雙方并未形成所謂的“君臣關系”。他們之間的聯(lián)系紐帶，正在于“游俠”二字。游俠間的重然諾，輕生死，于二人身上體現(xiàn)極為充分——張良作為諸侯信使出使劉邦，恰逢漢軍敗績，岌岌可危，旁人勸張良速速離去，以免受池魚之殃，結果卻被張良以漢王與我任俠相交，此時“亡去不義”而拒絕。同樣，當楚漢之爭進入關鍵時刻，旁人勸第三方關鍵力量韓信乘機達成三足鼎立局勢時，當年的游俠，如今的齊王韓信拒絕了這一提議，理由同樣是“漢王待我極厚”，不忍背義。

因為劉邦的緣故，游俠之風，在漢初的社會生活當中相當盛行。劉邦崇拜信陵君的養(yǎng)客之風，所以善于養(yǎng)客的陳稀也因此得到了劉邦近乎無條件的信任——陳豨在為代相期間，一度“從車千乘”，門下游俠食客如云。游俠朱家敢于收留亡命游俠季布，并為之設法向劉邦求情，其間也有看準劉邦的游俠本性這一原因在其中。所謂“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所體現(xiàn)的，正是漢初社會對游俠精神的一種普遍認同。這種認同，是伴隨著游俠劉邦，以一種游俠的方式建立漢帝國而來的——芒碭山中的流寇集團，蕭何、樊噲等組成的豐沛舊人集團，是劉邦建國之路上的最基礎的軍事力量和組織力量，二者的初始結合方式，均帶有強烈的游俠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