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詩哲”泰戈爾在印度“和平村”———圣地尼克坦創辦了一所從事兒童教育實驗的學校，1912年該校發展成為一所從事亞洲文化交流的國際大學。

1937年4月14日，泰戈爾在國際大學主持中國學院的揭牌典禮，并作了《中國和印度》的演講：“對我來說，今天是一個期待已久的偉大日子。我可以代表印度人民，發出消隱在昔年里的古老誓言——鞏固中印兩國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誼的誓言。”

此后，泰戈爾以國際大學中國學院的名義，熱情邀請一些中國學者、藝術家到那里講學、創作，積極推進兩國的文化、教育交流。

徐悲鴻和泰戈爾的交往，也是從這里開始的。

徐悲鴻在印度辦畫展

1939年11月，徐悲鴻應泰戈爾的邀請，來到國際大學中國學院講學。12月，徐悲鴻經仰光、加爾各答，抵達圣地尼克坦。在那里，徐悲鴻盡情領略印度旖旎的風光、飄香的瓜果，充分感受泰戈爾詩意的言談、深邃的哲思，同時潛心藝術創作。

1940年2月17日，印度“圣雄”甘地偕夫人蒞臨國際大學拜訪泰戈爾。泰戈爾在風景如畫的芒果林里焚香獻花，為甘地舉行了盛大的歡迎集會，又熱情地將徐悲鴻引見給甘地。在短暫的接觸中，盡管人群擁擠，徐悲鴻卻只用了短短幾分鐘時間，就為甘地畫了一幅細微傳神的半身像速寫，落款為“廿九年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半悲鴻”，甘地看了后高興地在上面簽下自己的名字。

泰戈爾隨后在與甘地的交談中，建議能夠為徐悲鴻舉辦畫展，以表達中印兩國人民的深厚友誼，甘地當即表示贊許。

泰戈爾關于舉辦畫展的建議，給了徐悲鴻一次充分展示才華的機會。

當時國內抗日戰爭如火如荼，徐悲鴻迫切希望利用畫展籌得善款，以支持祖國的受難民眾。于是，他立即著手各項準備，正當籌備工作接近尾聲的時候，泰戈爾不顧年高體衰，前往觀看，還親自為畫展寫了前言：“美的語言是人類共同的語言，而其音調畢竟是多種多樣的。中國藝術大師徐悲鴻在有韻律的線條和色彩中，為我們提供一個在記憶中已消失的遠古景象，而無損于他自己經驗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獨特風格。”并在最后盛贊道：“我歡迎這次徐悲鴻繪畫展覽，我盡情地欣賞了這些繪畫，我確信我們的藝術愛好者將從這些繪畫中得到豐富的靈感。既然旨趣高奧的形象應由其本身來印證，多言是饒舌的，這樣，我就升起談話的帷幕，來引導觀眾走向一席難逢的盛宴。”

由于泰戈爾的鼎力支持、熱情推介，徐悲鴻在圣地尼克坦的個人畫展獲得了很大成功。不久，徐悲鴻又將畫展移到加爾各答舉行。兩次畫展籌得的款項，全部捐給了正在戰亂中的祖國。

創作《泰戈爾像》

這段時間，徐悲鴻與泰戈爾朝夕相處，頻頻接觸，因為仰慕泰戈爾的高貴精神，徐悲鴻先后為泰戈爾畫了十幾幅素描速寫，表現了詩人工作、生活的多方面情形，其中包括最負盛名的《泰戈爾像》。

這幅作品尺寸雖然不是很大，但給人以氣勢恢宏、過目不忘的藝術感染力。畫作既有西方的繪畫技法，又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畫的神韻;既有現代的浪漫激情，又有古典的意象內涵。畫面上，氛圍典雅寧靜，人物造型以線條為主，面部染色結合素描，以形寫神——詩翁倚在樹蔭下的靠椅上，左手拿著藍色封面的筆記本，右手握著鉛筆，微微托靠在筆記本的右上角;滿頭銀發，一綹白髯飄掛在胸前，一襲淺棕色長袍，神采奕奕;深邃的眼神似乎正透過眼鏡折射出哲理的詩句、睿智的思想……背景是碩大的樹木及繁茂的枝葉，其濃重恰好和詩翁淺色衣服、臉部構成冷暖與深淺的對比，使畫面格外生動。《泰戈爾像》完美地融匯了中西藝術風格，堪稱徐悲鴻寫生肖像畫中最具影響力的杰作。

1940年11月，徐悲鴻懷著感激的心情與泰戈爾辭別。此時的詩人大病初愈，正躺在臥椅上。聽說徐悲鴻將啟程回國，他鄭重地囑托：在你走之前，必須為我挑選畫作。原來，泰戈爾在60多歲時開始習畫，他十分信任徐悲鴻的眼光，所以請徐悲鴻為他的畫集選稿。徐悲鴻與國際大學美術學院院長一起，花了兩天時間，從2000余幅畫作中初選出300幅，最后又擇出70幅精品交付國際大學出版。

半年多后，泰戈爾在加爾各答病逝。正在新加坡舉辦畫展的徐悲鴻聽到這一消息，萬分悲痛。不久，他滿懷感恩地寫下《泰戈爾翁之繪畫》的文章，向世人介紹了泰戈爾在詩歌創作方面的成就，并對為泰戈爾作畫的畫稿進行了全面分析。

在文章的最后，徐悲鴻以詩賦句式贊美道：“送瓊漿與勞工，假寢床于巨蚌，奪梅妃之幽香，食靈芝之鮮，吻河馬之口，絕壑綴群玉之采，茂林開一線之天，利水泑之積，幻為群鴻戲海……”表達了自己對泰戈爾最深切誠摯的追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