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他的家屬將他遺留下來的837張原版底片無償捐贈給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時，關于他的身世才為人所知。他叫方大曾，在他短暫的人生里曾有過一段傳奇故事。

方大曾出生于北平一個殷實富裕的家庭，自幼愛好攝影，并將大部分精力投入攝影中。大學畢業后，他的攝影活動也迅速與民族救亡運動緊密結合起來。1936年12月，方大曾獨自一人奔赴綏東戰場采訪，迅速成長為一名戰地攝影記者。他拍攝了大量反映中國軍民抗戰的珍貴圖像，也留下了描述戰場的諸多文字。發表在《大公報》上的《平漢線北段的變化》是25歲的方大曾留給世人的最后印記。

如今，他當年在戰場上拍攝的照片，作為《抗戰與文藝：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館藏文物系列展》的一部分，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他和許多熱血青年一起，用青春和鮮血，記錄了一個浴血奮戰的年代。

80年前，一位署名為“小方”的記者常在報刊上發表來自抗戰前線的圖片和通訊，因而迅速成為廣受關注的戰地記者之一。但是，“盧溝橋事變”后不久，這位戰地記者卻消失了，從此很少有人提及他和他的作品。直到2006年3月，他的家屬拿出837張保存完好的抗戰前線的底片，人們才得以了解“小方”的傳奇經歷。

著名抗戰報道記者“小方”

1936年12月5日清晨，經過在平綏鐵路(北平至歸綏，今北京至呼和浩特)上的一夜奔波，303次快速列車喘著粗氣緩緩駛入綏遠省集寧縣平地泉站。在凜冽的寒風中，蒸汽機車噴出濃濃的白霧。列車停穩后，只見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輕人拎著行李匆匆走下車廂。他叫方大曾，來自北平，作為中外新聞學社的攝影記者，他此行的任務是采訪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的綏遠抗戰。而此時，就在離集寧不遠的前線，中國官兵正在同日偽侵略軍展開殊死拼殺。

作為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夕中日之間一次大規模的局部戰爭，綏遠抗戰堪稱1936年中國最轟動性的事件。在當時中日雙方全面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形下，綏遠抗戰的勝利沉重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吞綏遠的陰謀。更重要的是，綏遠抗戰激發了全國人民空前的抗戰熱忱。

綏遠抗戰進行期間，全國輿論高度關注。不過由于通訊手段的落后以及交通的不便，只有為極少數新聞記者有機會親赴前線進行采訪。例如著名記者范長江，1936年11月16日，當綏遠抗戰剛剛打響之際，便以天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身份抵達集寧前線考察采訪，此后又輾轉各個戰場，撰寫了一系列反映詳盡的戰況報道。不過在當時信息相對閉塞的情況下，除了這些零星的文字報道之外，廣大內地民眾渴望了解更多這場塞外戰事的詳情。就在這時，一位名叫方大曾的青年戰地攝影師從北平趕來。

方大曾是誰？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名字了。原因很簡單，他25歲時就神秘消失在了抗戰最前線，而他留下來的大量攝影作品也歷盡顛沛，長期被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直到近些年才逐漸為人所知。然而翻閱抗戰爆發前后的民國報刊，我們卻驚訝地發現，在80年前，方大曾堪稱新聞界和攝影界頗為知名的人物。作為當時國內最重要的圖片供稿人之一，他的筆名“小方”頻頻出現在《申報》、《東方雜志》、《世界知識》、《大公報》等重量級報刊上，而他的戰地報道曾經與范長江等大牌記者齊名。

在戰場既拍圖又寫通訊

方大曾，又名方德曾，筆名小方，祖籍江蘇無錫，1912年出生于北京。如同那個年代許多攝影家一樣，他的家境比較殷實，其父當時在外交部任職，待遇優厚。還在中學時期，他就用母親給的7塊大洋買了一架蔡斯折疊相機，由此走上了攝影之路。較為優越的家境，加上開明的父母，造就了方大曾善良、率真而富有激情的性格。1929年，17歲的方大曾就發起成立了“少年影社”并舉辦攝影展。1930年從北平市立第一中學畢業后，方大曾考入北平中法大學經濟系，大學期間曾任北平少先隊機關刊物《少年先鋒》周刊編輯。盡管所學的專業是經濟，但他卻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攝影活動中，通過自學成為頗具造詣的攝影師。他經常利用假期外出旅行、寫稿和照相，他的外甥張在璇后來回憶道：“舅舅經常背著相機，一把雨傘，一個背包，徒步到處去拍照”。通過在北平、天津及周邊地區的旅行，方大曾拍攝了不少反映當地民俗風光、古老建筑及百姓生活的照片。

1935年，方大曾從中法大學畢業后，先應聘到北平基督教青年會當干事，后又轉到天津青年會工作，不久被與吳寄寒、周勉之等一起創辦中外新聞學社并任攝影記者。這一時期，他先后到天津、山西、蒙古等地拍攝了大批反映當地民眾生活狀況的照片，發表在《良友》、《申報》、《世界知識》等報刊上，獲得了廣泛好評，逐漸在國內攝影界嶄露頭角。而隨著“九一八”事變以后國內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方大曾的攝影活動也迅速與民族救亡運動緊密結合起來，最終成為一名杰出的戰地攝影記者。

1936年-1937年間，正是他采訪報道與攝影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作為《生活星期刊》、《世界知識》和《大公報》等著名報刊的特約記者，方大曾在平津、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等地奔波采訪，發表了大量通訊報道與照片。例如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周刊，曾刊載他所寫的《張垣一瞥》、《從張垣到大同》、《晉北煤業現狀》等通訊;上海《申報》每周增刊曾登載他所寫的《綏遠的鴉片問題》、《冀東視察記》、《集寧見聞記》、《四子王府見聞記》等通訊。這些通訊報道都寫得文筆流暢、觀察深刻，又配以形象生動的新聞照片，深受讀者歡迎。又如，1937年5月，著名的《良友》畫報曾刊登署名小方的攝影作品，揭露日本人在華北地區開展的走私活動;1937年6月，《國民》周刊也曾刊登一組方大曾拍攝的照片，內容涉及辛亥灤州烈士紀念塔落成、日本在平津大量招募華工以及東北流亡學生活動等。

由于一系列杰出的時事攝影報道，方大曾在當時國內同行眼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當年的好友、著名詩人方殷就回憶說：“一九三六年年底，我由陽翰笙介紹，在南京《金陵日報》掛了一個‘特約記者’的名，又到了北平。這時，方德曾已成了馳騁長城內外，報道救亡愛國事跡的名記者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方大曾第一時間趕赴現場采訪拍攝，并發表了反映中國軍隊抵抗日軍侵略的長篇報道《盧溝橋抗戰記》。正是由于這種杰出的表現，他得到了著名記者范長江的欣賞。在后者的舉薦下，他以《大公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奔赴華北戰場，報道抗日前線的最新戰況，成為抗戰初期為數不多的幾位活躍于華北最前線的戰地記者。同一時期另一位著名戰地記者陸詒后來曾證實：“1937年8月底，范長江來到危急的大同，召開了一次戰地記者會。參加會的有來自華北各戰場的大公報記者孟秋江、邱溪映、方大曾”。

遺憾的是，這樣一位杰出的戰地攝影師不久卻在戰場上神秘失蹤了，成為目前所知抗戰期間為國捐軀的第一位戰地記者。據有關人士回憶，在1937年9月，方大曾還在太原參加了“九一八”事變紀念活動，但此后就再也沒人見過他了。1937年9月30日，《大公報》還發表了他最后一篇報道《平漢北段的變化》。而在這之后，方大曾就再也沒有了音訊，神秘消逝在了戰火硝煙之中，而他的生命也永遠定格在了25歲。對于這位戰友的失蹤，范長江后來曾無比痛惜地寫道：“隨著平漢戰局惡化，保定失守，我們就不知道了他的消息。……以后石家莊陷落，太原失守，關于小方的蹤跡，簡直一點也打聽不出來。他的母親，他的妹妹，他的女朋友，乃至關心他的朋友們都從我這里來打聽消息，甚至于始終在山西戰地的溪映也寫信來問小方，在上海和在漢口，我曾會到千百個關心小方的人！”在朋友們的尋找中，在家人年復一年的等待中，方大曾的生命也永遠定格在了25歲。

盡管方大曾的攝影傳奇戛然而止，他的名字也一度幾乎被攝影史所遺忘。但幸運的是，由于親屬們的精心保管，他的大量攝影遺作卻完好地保存下來。2006年3月，在有關方面的努力下，方大曾的外甥張在璇將舅舅遺留下來的830余張原版底片無償捐贈給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其中約300張反映的正是綏遠抗戰。在經歷了70年的風風雨雨后，這批珍貴的影像史料終于再度進入公眾的視野，而其所蘊含的深厚歷史和藝術價值，將越來越成為后人研究的焦點。

綏遠抗戰爆發后，為了將前線的有關情形第一時間傳遞給國人，方大曾冒著嚴寒從北平出發，踏上了極其艱辛而兇險的采訪歷程。方大曾的妹妹后來回憶道：“綏遠抗戰的炮聲打響后，小方帶著他的武器，一枝禿筆，和一個照相機，到戰地采訪，所寫通訊一篇接一篇的在《世界知識》上發表”。作為一位沒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戰地攝影師和兼職記者，方大曾此行的目的很明確：“為了把綏遠抗敵的情形，可給讀者一個實際的真確的認識”。

隨后43天時間，在塞外的冰天雪地里，他幾乎是孤身一人奔波于各個戰場之間，沿途用手中的相機留下了一個個震撼歷史的鏡頭。當時生活在內地的人們可能很難想象，要完成這趟歷時采訪需要多么大的勇氣和意志。時值隆冬，綏遠地區的氣候格外寒冷，有時甚至達到零下攝氏四十多度！例如他在寫于集寧的《綏東前線視察記》 中就曾這樣寫道：“十二月四日晚，自北平起程，平綏道上的火車在冽風中掙扎了一個整夜，經過張家口大同等處，記者均從睡夢中驚醒，聽到車窗外面咆哮的大風，就覺到冷栗，而體會到戰壕中守衛國土的將士之身境。啊，冷！凍得死人的冷！”而由于當時綏遠地區交通不便，雖然有時也得到了沿途駐軍的大力協助，但方大曾大多數情形下都不得不靠騎馬奔波于草原大漠上。

盡管條件如此艱苦，但方大曾仍憑借超人的毅力圓滿完成了在綏遠前線的戰地采訪，其行程大致為：12月5日下午搭乘軍用運輸車經黃家村到達大六號;6日上午再次搭乘軍用運輸車由大六號到達賁紅;到達賁紅后徒步北行，黃昏時到達40里外的高家地，在此停留了一晚上和一上午，對駐地官兵和團長進行了采訪;7日下午，由當地駐軍派出30人的騎兵隊伍護送至紅格爾圖，在這里走訪了參與戰役的軍官、士兵和百姓，之后返回集寧，于12月14日完成報道《綏東前線視察記》。12月17日上午，與范長江、王華炳等記者一同隨騎兵七師師長門炳岳乘汽車離開集寧，在隆盛莊、興和、紅茂營子等地采訪視察后于12月19日返回平地泉， 1937年1月5日在這里完成通訊《興和之行》。1月6日，向王萬齡師長借了兩匹駿馬，在一名衛兵的隨從下，冒著可怕的嚴寒翻越大青山趕赴陶林縣采訪。返回北平后，于1月17日補記戰地通訊《從集寧到陶林》。

方大曾抵達綏遠前線時，紅格爾圖戰役和百靈廟戰役已經結束，即便如此，如果能將那里交戰后的景象拍攝下來，同時通過對參戰將士們進行采訪，仍能獲得極其珍貴的畫面和報道。于是在集寧稍事休息后，方大曾便懷著急切的心情趕赴紅格爾圖。而沿途的所見所聞，果然沒有令他失望。

照片證實日軍使用化學武器

在整個綏遠抗戰的過程中，前線官兵們不畏艱險，不怕犧牲，英勇同日偽軍展開殊死較量，涌現出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光榮事跡，從而極大鼓舞了全國民眾的抗戰決心。而方大曾在實地采訪中也切身感受到了我軍參戰官兵們視死如歸的氣慨： “在我們沒有親身打過仗的人，聽到那些戰爭的情形，總覺得真是如何了不起的，但是和他們馳驅疆場的人談起話來，對這些事都覺得很平常，毫沒有什么覺得了不起或怎樣自豪。他們對于作戰，態度都很坦然，‘因為這是本分！’孫老將軍這樣笑著說。”(《從集寧到陶林》)

盡管條件惡劣，裝備落后，但我軍將士仍在這場戰爭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而他們所要求的回報卻很少很少。或許對于他們而言，從后方趕來前線采訪的記者手中的照相機，算是最令他們興奮的“福利”了。當方大曾采訪沿途經過一個小村莊時，碰巧401團的步兵駐守在那里。當記者向正在修建工事的士兵們提出為他們拍照留念時，這些可愛的士兵“都歡喜極了”。

多年以后，當我們檢視方大曾留下來的數百張照片，不禁為當年中國軍民面對侵略奮起抗爭的動人景象所震撼：身穿棉服的軍人在皚皚白雪中修筑城防工事，士兵帶著防毒面具進行軍事演習，全副武裝的官兵積極操練隨時迎擊來犯之敵，負傷士兵深情堅毅，后方百姓踴躍支前，愛國學生進行集會宣傳……就目前所知，方大曾很可能是當時綏遠抗戰前線上采訪時間最長的戰地記者，因此他的這批照片具有非常珍貴的歷史價值，其中一些照片甚至不經意間折射出鮮為人知的細節。例如有一些抗戰官兵頭戴防毒面具的照片，就充分說明了當年侵略者的罪行：

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明目張膽地違反國際法和國際協定，在各地戰場不斷地使用毒氣武器。通過方大曾拍攝的照片可以證實，早在1936年綏遠抗戰期間，日軍就已使用了催淚筒、發煙筒等化學武器。據史料記載，當時為了支援綏遠抗日將士抵御日軍的毒氣戰，清華大學的青年科學家緊急設計研究出一種防毒面具，在兩周內敢制出了八千副捐贈給前線。再如一些反映國民黨將領指揮作戰的鏡頭，也很有史料價值。

與其他青年記者奔波戰場

盡管當年交通不便，條件十分艱苦，但是綏遠抗戰爆發后，依然有不少新聞記者從北平、上海、南京、西安等地相繼趕來。通過查閱當年各類報刊得知，實際上記者小方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還有一些同行曾經與他一起奔波于各個戰場進行采訪報道。在通訊《興和之行》中，方大曾就曾提及：“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借著騎兵七師師長門炳岳中將回隆盛莊防地之便，筆者乃隨往，同行者尚有中央社王華灼君及大公報長江君。我們一齊上了大汽車，于十時左右離開集寧。”而在通訊《從集寧到陶林》中他又寫道：“一月六日的中午，一位熱誠的青年朋友邱溪映君，幫助我安置了一切，目送我遠遠的走上征途，‘再見吧，我一定給你們帶回來豐富的新聞！’我這樣看著邱君作默默的思想。”另外，當年方大曾的戰地攝影報道還常常與楊令德、石萬里、宋致泉、石寄圃等人的作品一起出現在報刊上，由此推測這些人也曾有與他共事的經歷。

正是在這段時期，方大曾同著名記者范長江在綏遠前線有過短暫接觸，而后者也對這位北平青年留下了好感。范長江在當時的戰地通訊中曾提到：“中外新聞社攝影記者小方君，告訴我們，他在次日的清晨，要匹馬翻陰山，去陶林了。這是一件大膽壯麗的旅行。青年人的腦海中，只有光明與勝利的追求，所謂危險和艱難，我們值不得多加考慮，驚人的事業，總成功于常人不敢為之中。”(《塞上行》)正是得益于在綏遠前線這次共事經歷，盧溝橋事變爆發后范長江又在再次與方大曾密切合作，他們二人以及陸詒、宋致泉、孟秋江、邱映溪等戰地記者攜手合作，冒著生命危險奔走于在華北前線各個戰場進行采訪。

毫無疑問，包括方大曾在內的這個戰地記者群體，堪稱綏遠抗戰期間另一道獨特的風景。這些當時在國內最具活力和最具愛國情懷的青年記者：方大曾25歲、范長江27歲、孟秋江26歲、邱溪映23歲、石寄圃26歲、吳寄寒24歲、陸詒25歲……也昭示著在即將到來的全民抗戰大洪流中，他們將開辟新的戰場！

方大曾的傳奇故事，不由使我們聯想到另外一位戰地攝影師沙飛(1912-1950)。巧合的是，二人都出生于1912年，家庭背景、攝影經歷乃至最終命運都有些類似。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已是國內知名攝影家的沙飛毅然放棄優厚的生活條件，從廣西北上奔赴華北抗日前線，最早拍攝了平型關戰場。之后他又在山西正式加入八路軍，先后擔任晉察冀軍區新聞攝影科科長、《晉察冀畫報》社主任、《華北畫報》社主任等職，成為敵后抗日根據地攝影事業的奠基者和領導者。 在此后十余年的攝影生涯中，他始終將自己全部的創造力投入到民族解放事業中，用鏡頭記錄下了一個個珍貴的瞬間：日寇的種種暴行、百團大戰、聶榮臻與日本小姑娘、國際反法西斯戰士白求恩、抗日根據地八路軍將士、根據地人民的生產生活、青年踴躍參軍、國際友人參觀與工作、抗戰勝利后的恢復生產……

20世紀最偉大的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曾有一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靠的不夠近。” 1938年初，為了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這位攝影大師曾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在國民黨正面戰場前線進行拍攝。或許他并不知道，在他之前，無論是在國民黨的正面戰場，還是在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前線，已經活躍著一批中國本土戰地攝影師。他們不畏艱險，置生死于度外，用簡陋的鏡頭留下了一個個震撼歷史的瞬間，方大曾和沙飛無疑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而這些前輩所留下的抗戰影像，已經成為最珍貴的民族記憶財富，后人理應精心地守護和研究。（原文來自北晚新視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