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宇霆當上了江蘇督辦，姜登選當上了安徽督辦，都得到了一個不錯的地盤。但是，他們上任不到兩個月，就被孫傳芳趕了出去。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楊宇霆，原名玉亭，號凌閣，后改鄰葛，取以諸葛亮為鄰之意。因而，在政界中有“小諸葛”之稱。奉天法庫人。1885年生。清末秀才。1911年日本士官學校畢業。1916年任張作霖為師長的奉軍第二十七師參謀處長，開始在政治、軍事和外交等方面為張作霖出謀劃策，得到張作霖的賞識。楊宇霆輔佐張作霖后，力主向關內發展。他同北京政府陸軍次長徐樹錚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利用這個關系，他在秦皇島劫奪了北京政府從日本訂購的軍械，編成7個混成旅，壯大了奉軍。1920年12月，張作霖任命其為東三省巡閱使署總參議，并兼東三省兵工廠督辦。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后，他建議張作霖整軍經武，取得顯著成效。第二次直奉戰爭，他任討直軍參謀長，對戰爭的勝利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是張作霖最信賴的智囊。

楊宇霆富于謀略，頭腦機敏，心中有數，為人機巧。但也恃才傲物，盛氣凌人，驕恣狂妄，自視甚高。楊宇霆任為江蘇督辦，奉軍內部高級將領也有認為不合適的。姜登選就多次說過：“江南的情形是很復雜的，鄰葛手腕不夠靈活，而氣焰太高，應付不了江南的局面。江南的局面讓我去應付，比鄰葛要好得多。”這話說得有理，事實證明楊宇霆確實是不合格的。

這次到江蘇走馬上任，楊宇霆孤身前往，未帶一兵一卒，以示勇敢沉毅。他上任抵達江蘇邊境光明車站時，江蘇軍務幫辦陳調元、蘇軍第十師師長鄭俊彥到此迎接。楊宇霆下車后，對他們二人態度冷淡，不理不睬，也不請他們到車上稍坐，就自己徑直步出車站，使二人十分難堪。

楊宇霆到南京就職的情形，據當時的江蘇軍務幫辦陳調元后來回憶：“楊宇霆到南京就職時，我們江蘇的紳商和我過江到車站歡迎。楊宇霆對我們毫不寒暄，卻盛氣凌人地對我們說，江蘇弄得太糟，軍不像軍，政不像政，全不如奉天。他本人不想來，雨亭硬讓他來。”又接著憤憤地說：“別人稱雨亭還可，他配嗎？到督署門口，他的車子徑直而入，我們卻只準在門外下車。我再小也是幫辦，這種態度叫人何以忍受！所以我才派人與各方聯系共同驅楊。”看起來，驅楊的決心是江蘇軍閥在楊宇霆到南京的那一刻就定下來了。

楊宇霆就職后，各師長須重新委任。陳調元、白寶山、馬玉仁、鄭俊彥等均來謝委，楊宇霆居高臨下，出言傲慢，模仿張作霖的口吻說：“你們好好地干吧！”師長們感到蒙受了羞辱，出門后氣憤地罵道：“什么東西！”平時他也經常用高高在上的口吻訓斥部下：“你們的軍隊質量太差，需要好好整頓！”這些師長不摸楊宇霆的底，擔心自己的前程，因此都對楊宇霆以去之為快。

1925年春天，奉軍第二十師師長邢士廉接替張允明擔任上海防務。不久，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校學生兩千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主要街道散發傳單，發表演講，抗議日本資本家槍殺中國工人顧正紅的暴行，聲援工人的罷工斗爭。租界當局出動大批英國武裝巡警，逮捕了一百多名學生。這時，近萬名群眾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英國巡捕竟然開槍，打死十多人，打傷數十人，逮捕四十余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慘案發生后，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上海人民舉行了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斗爭。這引起了帝國主義的仇恨，英日帝國主義調動大批軍隊對上海的工人進行了更加殘酷的鎮壓。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滬案”。這場由英日帝國主義屠殺上海工人、學生而引起的反帝風暴，迅速席卷全國。

6月13日，奉軍以“滬案”發生、外人干涉為借口，派兵進入上海市區，并任命邢士廉為上海戒嚴司令。姜登選部相繼開到上海，同時丁喜春師隨駐南京，奉軍的兩個旅也向上海方向進發。進駐上海的奉軍和帝國主義相配合，強行封閉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等組織，充當帝國主義的打手。奉軍的賣國媚外的丑行，激起上海人民的無比憤慨。

浙江督辦孫傳芳深知奉軍“圖蘇乃圖浙之先聲”，為了穩住楊宇霆，特派人對楊提出結盟之請。不料，楊宇霆竟傲慢無理地回答：“他干他的浙江，我干我的江蘇，結盟何為？”孫傳芳不免為他自己的處境擔憂，迫使他鋌而走險。

奉軍到江南后，軍紀敗壞，敲詐勒索，販毒走私，奸淫婦女。奉軍所到之處，怨聲載道，民怨沸騰。不久，在南京、上海爆發了反對奉軍暴行的大游行。但楊宇霆不顧人民的呼聲，不嚴加管束自己的部隊，仍然我行我素。1925年下半年，反對奉系軍閥的聲浪終于在全國形成了。

受到奉系軍閥威脅的長江流域的直系軍閥暗中聯合，利用人民群眾強烈的反奉呼聲，積極策劃反奉。浙江督辦孫傳芳緊鄰江蘇和安徽，所受奉軍壓力最大，因此反奉也最用力。

孫傳芳積極準備反奉戰爭的消息，有人密報給張作霖。張作霖不以為然地說：“他媽的！三五年內我不打人，絕沒有人敢打我！”

但是，孫傳芳已經制訂了一個“聯馮結岳”的戰略計劃。1925年4月，他密派幕僚楊文愷到張家口去會見馮玉祥。楊文愷將孫傳芳事先準備好的同馮玉祥結拜為兄弟的一份蘭譜，遞交給馮玉祥，表示要同他結為金蘭之好。以馮玉祥年44歲為兄，孫傳芳年41歲為弟，結為異姓兄弟，形成孫馮聯盟。馮玉祥答應如孫對奉軍發動攻勢，他一定做出預備作戰的姿態，以牽制奉軍。楊文愷完成使命之后，偕同馮玉祥的代表段其澍返回杭州復命，孫傳芳非常高興。5月，楊文愷和段其澍同往開封，會見了河南督辦岳維峻。岳應允如孫攻打奉軍，他的國民軍第二軍就以攻打山東相策應。

這樣，孫傳芳就完成了對奉“浙孫擊其頭，豫岳攔其腰，西北攻其尾”的軍事部署。他又和長江流域的直系軍閥廣泛聯系，得到了他們的支持。10月7日，他邀請皖、贛、蘇、閩、浙五省代表到杭州開會，商議共同討奉計劃。五省代表推舉孫傳芳為五省聯軍總司令，周蔭人為副司令。會議的主旨是“擁段反奉”。會后，孫傳芳封鎖消息，令各部向位于蘇浙邊境的太湖秘密集結。

10月10日這一天是雙十節，孫傳芳以“太湖秋操”為名，命令全軍發動，由太湖出擊，分兵進擊上海和南京。他以浙閩蘇贛皖聯軍總司令的名義，將所部編為五路大軍。這五路大軍由五個師組成，聽候孫傳芳統一部署，統一行動，同一時間向各自目標發起總攻。其第四師由松江進攻上海，意在驅逐邢士廉旅。楊宇霆聞訊，自忖邢部一個旅無論如何也抵擋不住孫部五個師的進攻，不如保存實力為好。就立即命令邢士廉旅撤離上海，免遭全殲。

16日，孫軍毫發未損地進入上海。孫傳芳、夏超、周蔭人聯名發表通電，聲討張作霖：“數月以來，奉軍喋血販煙，騰笑中外，殺人越貨，苦我人民，穢德腥聞，眾所共見。”在擺出奉軍的種種劣行后，接著斥道：“時至今日，傳芳縱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能忍而人民不能忍，并宣布惟張作霖一人是討。”把打擊面縮小到張作霖一個人身上。

向南京進擊的孫軍一路順風。19日，孫軍抵達鎮江，脅迫南京。20日，孫軍迅速進抵南京下關。

在孫軍兵臨南京城下時，楊宇霆慌了手腳，連忙在督軍署召開蘇軍將領會議，參加的有陳調元、白寶山、馬玉仁等師長，這些師長平時都遭到過他的訓斥。這一次，楊宇霆放下架子，虛心討教。但是，由于楊宇霆對蘇軍將領以前的輕藐表現，使他們心懷二志，同孫傳芳早已暗通款曲。這些來往，楊宇霆一概冥蒙不知。會上，蘇軍將領一言不發，都在暗中慶幸。會議不歡而散。

楊宇霆只好同他的參謀長臧式毅商量辦法，臧式毅建議盡快把奉軍守軍丁喜春師撤離南京，以免遭滅頂之災。楊宇霆立即下令丁喜春師向城外集結，但丁師剛一啟動，就被陳調元師偵知，迅速把丁師繳械。原來陳調元以江蘇幫辦的名義，時常宴請奉軍師長丁喜春和其他高級軍官。此時，陳調元又在宴請丁喜春和團營長們，觥籌交錯之際，突將該師包圍，以致一槍未放，全被繳械，軍官均被俘。

楊宇霆一看大勢已去，就順著密室暗道逃出南京。后經江北浦口，乘火車北遁。楊宇霆逃出后，立即通告姜登選北撤。

當時由東北到安徽上任的旅長劉翼飛，剛到上海，就遇到孫傳芳大軍的偷襲。他在丹陽和孫軍打了幾個小時，實力不支而撤退。后部隊被打散，他化裝為僧，才躲過一劫。輾轉回到沈陽，進見張作霖。張作霖朗聲說道：“你回來了，好極啦！聽說你化裝當和尚啦。他媽的！在江南只有你跟孫傳芳打了八個鐘頭的仗，別人他爹媽少給他裝個膽，一槍沒放，全投降了！”說明張作霖對楊宇霆、姜登選是不滿意的，但他還是偏袒他們。

孫傳芳軍一路追擊，直達徐州，把奉軍逐出江蘇，即停了下來。奉軍退到山東境內。彼此以魯蘇邊境為界，停止戰斗。就這樣，江蘇、安徽兩省又交給了直系軍閥。至此，浙奉戰爭結束。孫傳芳返回駐地杭州，以浙閩蘇贛皖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名義，領有長江下游五省，形成了直系軍閥的一支獨立的勢力。

21日，孫傳芳凱旋進入南京。關于楊宇霆和姜登選的敗退北歸，著名歷史學家金毓黻論道：“是時，奉軍乘勝而南，絕兗徐，逾江淮，孤軍深入，本為兵家所忌。孫傳芳方握重兵，虎視于浙西，隨時可躡奉軍之后。宇霆非不知兵，乃竟不顧一切，毅然南來就職，以為乘奉軍方張之勢，可安坐鞭笞江南也。江南士夫素輕視遼人，為宇霆所知，故峻崖岸以臨之。奉軍與江蘇軍，又主客異勢，互相猜防，傳芳從而乘之。以故蒞任曾不兩月，而呈搖搖欲墜之象。初撤上海軍，繼則南京亦不能守。遂偕鄭謙北返。傳芳不費一兵，連獲蘇皖兩省，此宇霆急切輕進之所致也。”這個分析評價真是入木三分。（原文來自今日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