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我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三個關鍵點是：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和1840年鴉片戰爭。在牧野之戰中，陜西的周部落滅亡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我把它說成中國歷史三大爆發點之一，可能有人會覺得夸張：“這貨寫到哪段就說哪段重要！”但這話也不是我一個人說的。王國維先生在《觀堂集林》里也說過：“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商朝和周朝很不一樣。我們看周朝的時候，能清晰辨認出傳統文明的特色。但是看商朝，絕沒有這樣的感覺。周朝是中國史的一個嶄新起點。中國傳統文明里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忠”“孝”“德”“禮制”，都是在周朝才真正成型的。在政治上，周朝設計了一種封建+宗法的架構體系，對后世政治制度影響尤為深遠。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牧野之戰標志著中國古典文明的開始。這場戰爭如此重要，參戰的周軍卻少得可憐。《尚書》記載，周武王帶著三百輛戰車，三百名虎賁參戰。后來孟子覺得三百人少了，懷疑是抄寫錯誤，改成了三千虎賁。這個改動還是合理的，因為按照慣例，一輛戰車大致應該配十個戰士。那么說起來，周武王投入戰斗的主力軍就是：三百輛戰車，幾千戰士。

大家寫來寫去，最后輪到司馬遷。司馬遷是個頂級史家，但他有個毛病：貪多喜功，迷戀大數字。所以他寫牧野之戰的時候，出手豪闊，在“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后面又有整有零地加上“甲士四萬五千人”。反正四萬五千人也不用司馬遷養活，他就很大方給周武王派去了一支生力軍。但是這四萬五千人其實要不得。現代歷史學家仔細考證周部落的人口，認為周武王治下的子民，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也就是在5萬~10萬之間。他哪來的“甲士四萬五千人”？當時真正的情況很可能是：幾千人圍著幾百輛車，站在一個叫牧野的平原上，準備推翻了一個有六百年歷史的王朝。一個叫姬發的人在大喊大叫，給他們打氣。一個叫姜尚的人站在戰車里，陰險地策劃進攻。

在他們對面，是一個據說壞得淌水的人——殷紂王。說起來，殷紂王簡直壞的離奇。他的太太妲己也和他一樣壞。翻遍中國歷史，找不出比他們倆更壞的一對夫妻。他們簡直是禽獸中的比翼鳥，惡棍中的雙截棍。要是把他們的壞事一一列舉出來，能湊夠好幾篇專欄文章。但是紂王并不是一開始就那么壞。他變壞有個過程。比如，出兵前周武王特地召開動員大會，聲討殷紂王。但在大會上，周武王也沒列出什么像樣的罪狀，說的相當含糊，重點渲染的是紂王聽女人的話、不重用親戚、祭祀活動搞得不頻繁。(見《尚書·牧誓》)光靠這些罪狀，很難勾勒出一個暴君的形象。

后來的作家讀了這些罪狀，也覺得不過癮。周武王是圣君的典范，那他的對手也該是暴君的楷模！所以，殷紂王的罪行必須豐富多彩。作家們開始發揮自己的想象力，不斷添磚加瓦。到了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殷紂王的罪行已經頗為可觀了。

司馬遷津津有味地寫道：紂王修鹿臺、設炮烙、挖比干的心看是不是有七竅;有位妃子有點性冷淡，他就殺了這位妃子，還順便把她爸爸也做成了肉醬;周文王聽見這事嘆了口氣，就被紂王抓起來敲詐錢財。等等等等。受過宮刑的司馬遷還特意描寫紂王如何“淫樂”。據說，殷紂王往大池子里灌滿酒，往林子里掛滿了肉，然后“男女倮相逐其間”，逐累了就喝酒吃肉。當然，這個娛樂方式聽上去相當土鱉。這倒讓我想起魯迅講的一個故事。農婦在地里干活，忽然嘆氣說：皇后娘娘何等快活！現在還不是在睡午覺？醒了就叫“太監，拿個柿餅來！”酒池肉林倮相逐，就是司馬遷想出來的柿餅子。

顧頡剛先生寫過一篇考證文章《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他發現殷紂王共有70條罪狀，都是各朝各代陸續加上去的。比如戰國增加二十項，西漢增加二十一項，東晉增加十三項。而且這些罪狀越寫越夸張。就像司馬遷說紂王修建了鹿臺，劉向就補充說：鹿臺高達一千尺！晉朝的皇甫謐一使勁，鹿臺又變成了高一千丈！商周時候一丈大約折合兩米。紂王為了淫樂，要爬上兩公里高的鹿臺。這時，我們已經搞不清楚這是一個殘暴的君主呢，還是一個優秀的登山運動員？

學者說：紂王的形象反映了歷史學的重要特征，那就是觀念的成長性與層積性。這個說法太學術，翻譯過來就是說：一旦某人掉到糞坑里，那么歷史學家就會蹲在他頭上拉屎。我們經常說：“時間會證明一切”“歷史是公正的”。其實根據我的閱讀經驗，歷史既不是公正的，時間更證明不了什么東西。歷史是人記錄的，而人是復雜的動物……我們已經很難知道殷紂王到底是一個什么的君主，我們只知道他失敗了。